編者按:2024年4月19日，同濟大學中文系承辦的“新可能:當代文化與當代生活”學術講座在同濟大學舉行。這是同濟大學中文系第二季“當代生活:從文學史到思想史”系列講座的第一次講座。

本次講座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主講。他將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結構”概括為心靈的“小計劃”，體現(xiàn)為社會生活和人際關系的日益狹隘和吝嗇。然而，隨著形勢的發(fā)展，這種心智“小器化”的局面正在發(fā)生變化——人們不再盲目追求“成功”，而是開始關注“周邊”，人文觀念也在增強。而且這正是希望所在。對他來說，當前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勢決定了我們的文化必須產生新的可能性，也應該發(fā)生良好的變化。

會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作家協(xié)會、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同濟大學等科研機構的9位學者參加了會談，深入探討了文學文化與社會與日常生活的互動。

講座現(xiàn)場

講座開始時，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邈簡要介紹了“當代生活:從文學史到思想史”系列講座的起源，即“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研究生課程。許多學生在課堂上從個人經歷中傳達了對現(xiàn)實的關心、思考和困惑。她建議，以此為契機，希望大家能看到王曉明教授如何引入當代生活，將當代文化與當代生活聯(lián)系起來，面向未來的學術研究，保留歷史資料和思想資源。

受到沖擊的“小器化”希望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王曉明首先討論了“當代”、“文化”和“生活”的定義，指出主導/主流文化是由一套主導的文化生產機制制成的，決定了每個人“如何接觸信息”和“如何處理數(shù)據(jù)”。然而，大多數(shù)社會經濟、政治和自然環(huán)境對文化的影響都是由這個系統(tǒng)從信息的角度過濾的。

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

他回顧了9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新的“情感結構”，包括“個人”取代“社會”、“適應”取代“變化”等因素，將其塑造的精神狀態(tài)(如重有形的東西、輕無形的東西，如聚焦“當下”、“眼前”、“競爭關系”)歸結為心靈的“小器化”，體現(xiàn)為社會生活與人際關系的日益狹隘和狹隘的相互激勵和惡性循環(huán)。他從社會層面探討了“小器化”的后果，一是公共意識的普遍冷漠；其次，重寫了生命和生命的意義，個人的“成功”成為第一甚至唯一的目標。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只能通過這種“成功”獲得(比如“財富自由”、90年代中期形成的“成功者”方式)；第三，縮小“生命”的內容，大量無形的東西(如“真”和“善”)被降級或遮蔽，許多有形物質(如生活和食物)也因缺乏對無形物質的介入而變得越來越粗糙。

然而，令人興奮的是，心智的“小裝置”正在萎縮，這體現(xiàn)在關注公共事務的想法逐漸增強，人文觀念萎縮的趨勢開始受到沖擊。前者的思想增強也意味著“表達的間接性”的增強，具體事件形成的“輿論”壓力，以及國外時空(國際事務和中國歷史)的討論。后者的趨勢障礙一方面源于2010年代中期以來關于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的真實情況的討論，另一方面源于以ChatGPT為爆發(fā)點的人工智能的廣闊前景，尤其是與未來就業(yè)相關的模糊而長期的擔憂。

人工智能引起了未來相關就業(yè)的模糊和長期擔憂。圖為OpenAI的第一個視頻生成模型。

王曉明進一步談到了“小器化”受到沖擊的社會原因。第一，三年的“疫情”放松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社會分工合同”和新情感結構的兩個要素。每個人都意識到“社會”、鄰里互助如此重要，盲目“適應”是不可取的；二是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引起了人們對行業(yè)方式和社會問題的關注，脫離了普通“成功”標準的生命意義。他指出，當前社會并非90年代的狀態(tài)，在那一時期形成的支配/主流文化、“情感結構”、普遍的心智“小器化”，現(xiàn)在都受到了懷疑和沖擊，難以順利、步履維艱。這正是人們所期待的:中國社會應該有廣闊豐富的文化，社會生活迫切需要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我們的文化狀況應該發(fā)生良性的變化。

最后，王曉明指出，當前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勢決定了文化必須產生新的可能性，因為如果沒有良性文化的新變化，就不會有新的生活值得生活，這不僅指社會生活，也指個人生活。因此，文化提供的感知、解讀和想象力是社會/個人澄清方向、決定道路的關鍵。我們應該認真對待“良性文化的新形成應該盡快形成”的未來形勢。

面臨著“大時代”的到來，知識分子如何重新介入“當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何浩指出，新時代以“有形之物”、“無形之物”等新經驗理念為基礎，圍繞當代思想資源和生命根基的20世紀50年代”問題，針對當前時代現(xiàn)狀的新變化和再賦型，每一個時代從新時代到現(xiàn)在都發(fā)生巨大變化的節(jié)點，都需要推動知識界、學術界、思想界對時代的感知更新進行重新調整，以農村小說為例。描述關注當下、關注人文的思想資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李娜專注于王曉明教授對90年代中期新“情感結構”的詮釋，注重“自我”作為社會和歷史的領域——回應王先生“當代文化的新可能性”，指出他對當代生活的高韌性、耐心投入和敏銳性，是基于對當代歷史的不簡化和緊張理解。她講述了陳映真創(chuàng)辦《人間》雜志的經歷，提出了建立人文價值的方法，探索了歷史中的關鍵時期和問題(影響現(xiàn)實，指向未來)。

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冷嘉基于個人印象和生活感受，分為三個“當代”階段:1992年南方談話、2008年分享發(fā)展紅利期、2018年中國和世界變化期。這時，面對一個“大時代”的到來，她指出了回顧當代歷史的重要性，以及在個人生活史上整理歷史經驗的重要性。

《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方巖聚焦歷史時期分期、學科知識壁壘、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等問題。通過詮釋《寡頭》的歷史轉型策略和《為什么世界上有圖書館》的日常經歷，闡述了知識分子哀嘆的“邊緣化”，實際上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和他們參與建設的學校制度所創(chuàng)造的“主動邊緣化”，并就知識分子應該主動與日常經驗互動提出建議。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春田圍繞90年代大學改革所忽視的對大學理念和治理技術更加細致準確的警惕，探討了“從大學的‘小器化’到重塑知識生產的概率”的問題。他認為，當代中國大學文化的激烈變化不僅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有共同點，而且具有獨特性，包括加強國家導向、更新各種方案等。在政治哲學、文化研究等方面，他探討了如何建立批判性的“人文學”和鏈接新的情感結構。

上海師范大學講師夏天認為，王曉明教授對近年來文化和社會狀況的描述是以“關注公共重生”和“人文萎縮的阻礙”為媒介，從而開始對“現(xiàn)實”的主動性認識。他提出反思民族國家制度本身，以及民族國家以外的“共同體”和新的連接方式。

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后吳天舟認為，“新的可能性”需要新的“想象力”。雖然目前各種懷舊都解決不了問題，但新一輪的懷舊可能是文學的癥狀。對此，他區(qū)分了消極積極的思維路徑。前者從共同的苦難中構建共同體，后者從關系中構建共同體。

王曉漁，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卷”和“麻”：一種精神閉環(huán)狀態(tài)的問題，從“內卷”一詞與流行語、績效主義、“過程考核”的關系出發(fā)，結合“麻”不同于“喪”文化形成的新型精神癥狀，指出斯科特所說的“弱者武器”(如磨洋工或“釣魚”)因重視“過程考核”而變得困難，“麻”變成了自我保護。并且分析了“卷”、“麻”等精神閉環(huán)狀態(tài)的人文主義方案。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劉祎家以“最小單位團結”問題為重點，以沈從文和“新東北作家”班宇的作品為核心，指出了一種“共同弱點”的結構。這種結構提供了一個應對困難的方案，即在弱者對對方弱點的共同認可和支持下，召喚出這個時代“最小單位團結”。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陳邈做了總結發(fā)言，認為本次講座運行了兩個系統(tǒng)。前者是知識結構中的表達和思考，后者與在場的學生形成了共情經驗。每個個體的個性實際上都承載著歷史、可持續(xù)和他人的情感結構，而不是競爭和敵意的聯(lián)系。

參加會議的師生合影

現(xiàn)場觀眾在問答環(huán)節(jié)踴躍提問，圍繞親密關系、集體歸屬、“卷”與“躺”、與王曉明教授互動交流文化研究的思維范式等問題。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版權歸原創(chuàng)者所有，如需轉載請在文中注明來源及作者名字。

免責聲明：本文系轉載編輯文章，僅作分享之用。如分享內容、圖片侵犯到您的版權或非授權發(fā)布，請及時與我們聯(lián)系進行審核處理或刪除，您可以發(fā)送材料至郵箱：service@tojo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