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定成敗,任正非采訪實錄背后的秘訣,企業(yè)家都應學習!
來源丨正和島
作者丨趙向陽 北京師范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
原標題:縱橫文章縱橫讀|從溝通的視角簡析任正非2019《采訪實錄》
01、一個未被完整解讀的媒體采訪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事情是不能通過溝通完成的。
如果一次溝通不行,那么就成百上千次地溝通。如果這一種溝通方法不行,那就換另外一種溝通方法,例如,商業(yè)談判、或者打官司。
因為2018年12月1日所發(fā)生的“孟晚舟事件”,以及2019年5月16日美國封殺華為的“實體清單”事件,從2019年1月到2020年3月之間,華為公司公共關系部采取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行動,向全球3000多名記者敞開了自己的大門。
一向低調、遠離麥克風、聚光燈和攝像頭的任正非先生史無前例地接受了超過45場的全球各國媒體采訪。
采訪累計下來的文本粗略估計超過50多萬字。華為公司編輯印刷了厚厚的8卷本《采訪實錄》小范圍流傳,而且該《采訪實錄》的電子版以8種不同語言發(fā)布(包括中文、英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日語、韓語、阿拉伯語),任何人都可以從華為網站下載。
就接受采訪的密集程度而言、就事件本身的重要性而言(因為一個超級大國以舉國之力打壓一個中國民營企業(yè))、就接受采訪人原來的“神秘低調”所產生的吸引力和短時間內密集曝光所產生的反差效應而言,這是人類商業(yè)史上獨一無二的媒體事件,值得深入研究。
每一篇《訪談實錄》公布之后,都會掀起一個輿論的小高潮。中文媒體幾乎是壓倒性的贊美,偶爾會就任正非先生訪談中所涉及到的某個表達不夠嚴謹的科技史問題進行爭論(例如、噴氣式發(fā)動機,或者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系等)。
事實上,這個系列訪談對海外媒體的影響,尤其是五眼聯盟國家的媒體反響到底如何?我估計這才是華為最關心的焦點。
用任正非先生的話來說,經過一年多的媒體采訪之后,海外媒體的天已經從“黑色”,變成“深灰”,甚至變成了“淺灰”(2019年9月26日,第二期與任正非咖啡對話;2020年3月25日,任正非《華爾街日報》采訪)。
“從原來的超過90%都是負面報道,到現在的27%是正面報道,或者將來超過30%是正面報道”(2019年6月19日,任正非接受美國CNBC的采訪)。但是,具體的海外媒體的傳播效果仍然有待基于大數據的輿情分析。
我相信華為已經聘請了專業(yè)的調查公司進行監(jiān)控,有了翔實的數據,不過我自己從來沒有讀到過。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任正非已經被過度消費了,研究華為的書籍和文章已經汗牛充棟。
任正非的每一句話、每一次露面、甚至他臉上的每一道皺紋、穿的每一件襯衣的顏色都會被媒體拿出來在放大鏡下,甚至是在哈哈鏡下,反復地觀察、詮釋和傳播。
遺憾的是,截止目前,所有媒體的解讀都是抓住這些《采訪實錄》中的幾個亮點過度放大,而不計其余,掛一漏萬。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絕大多數文章更是采取了標題黨的套路。
截止目前,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一篇嚴肅的文章,其作者從頭到尾通讀過兩三遍八卷本的《采訪實錄》,并且以一種活潑有趣,又不失嚴謹的方式對其進行深入解讀。
進一步地,對這些采訪中所表現出來的溝通障礙和問題進行剖析,并對華為的公共關系工作的改進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建議。
甚至推而廣之,對在全球化道路上蹣跚前行的中國企業(yè),當他們面臨類似的輿論質疑時的跨文化溝通方式,提出普遍而有效的建議。
如果有,請以這篇始!
02、本文作者的身份和擬采用的分析視角
首先,我需要坦率地表明作者的身份以及打算采用的分析視角和框架,以此來證明,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不需要依賴任何內部信息,基于同樣的文本,任何人都可以做出類似的解讀。
第一,雖然應正和島的邀請,本人最近撰寫過兩篇關于田濤老師新書的書評《任正非:一個“搗糨糊”的大師》和《華為為何將星云集,英雄輩出?》,而且獲得了不少好評。
但是,本人不是研究華為的專家,從來沒有發(fā)表過研究華為的專著或者論文。我覺得除了田濤先生、黃衛(wèi)偉教授和吳春波教授等扎根華為二十多年以外的其他人都很難稱得上“研究華為的專家”。
因為要成為一個專家,至少需要十年的、每天四到五個小時的深思熟慮的實踐。
第二,雖然我與任正非先生有一面之緣(2018年8月28日,我曾帶領全國商學院四十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師與任總座談),甚至曾經鬼迷心竅地拒絕過一次與任總小范圍喝咖啡聊天的機會(僅僅是因為我當時答應了孩子要帶她去人大附中參觀),我對華為和任總的了解更多的是基于田濤先生的著作和任正非先生的一些文件、文章和這八卷本的《采訪實錄》。
也就是,我并不比其他普通讀者具有多么獨特的信息優(yōu)勢和內幕消息。
第三,面對超過50多萬字的《采訪實錄》,如何分析,采用什么樣的分析視角和框架進行分析,這是一個巨大的智力挑戰(zhàn)。千人千面,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所以,難免七嘴八舌、眾說紛紜。
首先,我個人認為,2019年的任正非《采訪實錄》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企業(yè)危機公關的范疇。
它不同于那些樓塌了人死了,或者產品質量風波發(fā)生時,企業(yè)領導人所慣用的危機公關手段,我們無法簡單套用企業(yè)危機公關的理論進行解讀。
經過最初的困惑之后,我決定采用一個最平淡無奇的視角和框架來解構任正非的《采訪實錄》,那就是溝通。我認為《采訪實錄》里貫穿著一種精神:那就是一切皆是溝通,一切為了溝通,一切成敗于溝通。溝通視角可以最大限度地把這八卷本的《采訪實錄》的核心內容一網打盡,串聯起來。
我的分析框架中將包括作為讀者我個人的第一印象、溝通目的和動機、溝通態(tài)度、媒體立場和溝通雙方之間的關系、溝通主題和內容、溝通風格、溝通過程、溝通障礙、溝通效果,以及如何提升跨文化溝通效果的若干建議等。
而且根據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我試圖將把它們整合成一個完整的框架。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采用詮釋學的案例研究方法,而非實證主義的案例研究方法。雖然我也會用到編碼等手段,但是,更多的是采用劃線批注,在準確理解它的表面意思之后,更多的是揣摩字里行間的深層含義。
當然,我不會假設自己是價值無涉的客觀主義者,我相信我的解讀中滲透著我的各種前見(preunderstanding),折射出我本人的偏好和興趣。
因為《采訪實錄》豐富性和多面性,當我閱讀這個巨大的文本時,我的腦袋里面飛舞著眾多的思想的花蝴蝶。但是,為了表達的簡約,為了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里捕捉并呈現出最核心的要點,我提醒自己把對每一個溝通元素的分析限制在三四個要點上。
就如早年我在SONY和SAMSUNG做市場和銷售時所學到的銷售技巧那樣,如果你的前三個sales points(銷售要點)無法抓住要害,無法打動顧客的心,那么,說得再多都是無足掛齒的廢話。
03、第一印象:“大氣”與“和氣”
不同于很多人,我對華為的興趣不僅僅是因為它在ICT領域領先世界的巨大成功,更多的是因為這個企業(yè)充滿了哲學味道,比較符合我這個自詡為哲學家的口味。特別是,任正非這個人實在是一個非常獨特的人,值得深入研究。
在我看來,任正非是一個既復雜,又簡單的人;既直面殘酷的現實,又懷抱赤子之心和理想情懷的人;是一個有著極強的自我意識,在某些情境下不近人情,很難打交道的人,同時又是一個超越狹隘的小我,追求無我的人。
我痛恨使用“偉大”一詞來描述他,但是,對于這樣一個已經獲得了巨大的現實成功,同時又對這個世界滿懷愛意,對這個國家飽含深情,致力于用通信技術造福全人類的人來說,我實在想不出除了“偉大”之外,還能用什么其他形容詞來準確地概括他(相比之下,我就不會輕易把這個詞用在其他中國企業(yè)家身上)。
正如馮侖在評價任正非時所說的那樣,關于任正非的第一個印象是“大”。不僅僅個子大,最重要是想法大。
別的企業(yè)家談話的主題基本上都與企業(yè)經營和商業(yè)利益有關,而與任正非聊天時的主題經常是海闊天空,古今中外,天馬行空。但是,仔細想想,最后又萬變不離其宗,落實到了企業(yè)經營上,聚焦在華為自身的發(fā)展上。
通讀完《采訪實錄》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一杯咖啡,海闊天空。天下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咖啡而非茶,代表了華為的精神氣質,所以,華為內部遍布咖啡廳。咖啡廳是為了促進員工之間交流,達到“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的目的。
相比“古今”,“天下”更是任正非關注的重點。
在我看來,任正非是中國企業(yè)家群體里最具有天下意識和天下大局觀的人,而我所說的“天下觀”就是著名哲學家趙汀陽教授所提出來的世界意義和合作精神(請參考趙汀陽先生的《天下體系》和《天下的當代性》)。
任正非的這種“大氣”,不是天生的,而是從小到大,從年輕到年老時所遇到的各種困難撐出來的;是獨自面壁三十多年,用寂寞和孤獨澆灌出來的(他在訪談中自稱自己沒有朋友,我們姑且不管這一點是真是假);是通過博覽群書填滿的,點燃的;也是因為踏遍全球幾乎每一個國家的商業(yè)旅行而眼界大開的;是與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的交往中熏陶出來的;也是在經營華為的三十三年中磨煉出來的,苦修出來的。
但是,我猜想,這種“大氣”也要得益于2000年到2008年之間他本人所經歷的嚴重的精神危機。
當時華為投入巨資在3GPP上,放棄類似小靈通等這種短期機會主義,但是,國內3G牌照遲遲沒有發(fā)放,海外市場仍然處于艱辛開拓之中,華為長期得不到投資回報,現金流非常短缺。
任正非每天感到巨大的恐懼,天天想著如何為幾萬員工發(fā)工資,時刻擔心企業(yè)會崩潰倒下,最后兩次陷入重度抑郁癥。幸運的是,他依靠藥物和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走出了重度抑郁癥。
作為一個有過類似精神經歷的人,我能感同身受地理解那種黑暗的記憶,我更了解那種走出漫漫長夜之后,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飛躍。那是一種脫胎換骨,是一種“大死之后又大活一次”的神清氣爽。從此以后,舉重若輕,一切都不在話下。
這就是那么多記者到了華為之后,以為應該看到一個充滿恐懼、壓力巨大、愁眉苦臉或者非常激憤、滿腔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怒火的任正非,可事實上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談笑風生、思維機敏、幽默詼諧、心態(tài)平和的任正非。
中央電視臺的董倩非常好地抓住了這種信息,她用“和氣”一詞來描述任正非的心理狀態(tài),并且得到了任正非的肯定(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中國中央電視臺專訪),我對此深表贊同。
任正非的這種“大氣”和“和氣”,使得他躋身于世界最偉大的企業(yè)家之列。能與他媲美的,在我看來,中國幾乎沒有。放眼當今世界,只有比爾·蓋茨這樣的企業(yè)家+慈善家可以比肩。
雖然《采訪實錄》里,任正非至少20次以上提起他對喬布斯的崇拜,只提到過比爾·蓋茨一兩次。
但是,在我看來,喬布斯是一個性格怪異的,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的極客(這是我個人研究的結論,本人受過嚴格的心理學訓練)。
雖然喬布斯對商業(yè)充滿了敏銳的直覺,致力于創(chuàng)造完美的產品,用移動互聯網和智能手機改變這個世界,但是,喬布斯是一個過于自我中心,甚至自私自利的人,而蘋果公司則是一個不太重視企業(yè)社會責任的公司。
相比之下,比爾·蓋茨曾經被認為是一個平庸的產品抄襲者,一個缺乏喬布斯的Taste(品味)的人,但是,當比爾·蓋茨在放下商業(yè),投身公益事業(yè)時,他所展現出來的那種“以天下蒼生為念”的普世情懷,讓人佩服,讓他遠遠超過了喬布斯。
任正非亦是如此,尤其是在美國的打壓之下,仍然堅持贊美美國,贊美美國的制度設計和創(chuàng)新的土壤,贊美美國在高科技上占據了珠穆朗瑪峰,呼吁兩國一個從北坡向上爬,一個從南坡向上爬,最后在峰頂會師的時候相互擁抱,而“不用拼刺刀”,共同造福人類。
在我看來,這是企業(yè)家最高遠的境界,是最寬廣的胸懷。
任正非先生把自己家庭的遭遇、華為公司的利益放在一邊,從大局著眼,超越一己私利和個人恩怨,實在是難能可貴。
在我看來,任正非的哲學就是堅決地奮斗,同時又堅決地妥協。
他把奮斗和妥協結合的非常好,他自認為自己是華為公司內部最大的“妥協派”、“投降派”、“調和者”、甚至是“傀儡”。在對待美國以舉國之力打壓華為時,他和華為選擇的應對策略就是“以打促和”,和才是目的,打只是手段而已。
這尤其表現在華為從2004年左右開始的“備胎計劃”,也表現在2019年華為對美國政府所發(fā)起的幾起訴訟和最近華為同時對美國政府16個部門提出大規(guī)模的法律訴訟。
華為始終選擇相信美國和加拿大的法律體系,聘請最強大的律師團,堅持以法律手段解決“孟晚舟案件”。在求得法律公正公開透明的判決之后,再考慮是否要放低聲音,到咖啡廳里喝咖啡。以及到底是“你多喝兩杯,還是我多喝兩杯”的問題。
“對付”任正非的這種“大氣”,我個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在參透生死,參透宇宙、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后,與其進行平等對話。
2018年8月28日,在主持商學院教授與任總座談結束時,我曾經說了一段總結性的話:
“非常感謝任總。我是一個特別沒有偶像崇拜感的人,但是,您是我最尊敬的一個人。來華為之前,我一直在想,如果有機會遇見您,應該送您一樣什么特殊禮物呢?我想起來你說過的一句話,‘仰望星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所以,我給您準備了一套《BBC的宇宙無限》DVD,這我看過的最好的關于宇宙的影像資料??Х龋恍枰宜?;宇宙,是大家共享的。唯有仰望星空,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的。在我看來,提升一個人的境界有兩個途徑是最有效的,一個是看破生死,另外一個是仰望星空。如果這兩個事情做好了,人生基本上就是云淡風輕。就如同田濤老師和我說過的一樣,人應該像流星一樣燦爛地活著”。
然后,我從會議桌的一頭,走向任總,他也站起來,走向我。我把最能代表我心意的禮物送給任總,握手而別。
04、溝通目的、動機和態(tài)度
用任正非自己的話來說,“自己本來已經打算退休了”,但是,因為發(fā)生了孟晚舟事件和實體清單事件,所以,公司危難時刻,“我必須挺身而出”。
同時,他又開玩笑地說,公共關系部覺得靠自己的力量“打不贏”,所以,就忽悠自己,利用自己“平時不怎么見媒體”的習慣,以及媒體對自己的好奇心和自己的影響力,安排了這么多的媒體采訪。而自己純粹是 “為公共關系部門打工”,慶幸的是,“自己的身體很好”。
任正非曾經多次表達了這段看似輕松玩笑的話。
事實上,只有一次,任正非在接受采訪之時,認認真真地表達過媒體見面會的目的:第一,對外進行解釋和溝通;第二,對內提振員工士氣;第三,對供應商和消費者穩(wěn)定信心。
也就是,任正非的媒體訪談達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我們不得不說,這種“四兩撥千斤”的巧妙安排,如果換個別人,換個別的公司,根本達不到這種宣傳效果。
任正非,這位華為公共關系部的“臨時工”,絕對是一個“潛伏”了三十年的奇兵!當然,華為公共關系部這種調動全世界媒體資源的能力,也是一騎絕塵。
不同于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的正式、莊重,為了國家利益慷慨激昂、措辭嚴密、據理力爭、事先要做很多的資料準備工作等的媒體采訪,任正非與媒體的訪談是坐著的,每個人的面前有一杯咖啡。
這種平等對話的姿態(tài),這種散發(fā)著濃郁的咖啡香的氛圍,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參與者的心態(tài)。
雖然采訪過程中常常是唇槍舌劍,一方連續(xù)追問、窮追猛打、一挖到底,而另外一方則談笑風生,不急不怒,時常幽默一把。
任正非以自己的智慧、胸懷和幽默,加上華為總部那么漂亮的建筑“博物館”,塑造出了一種輕松的、坦誠的、平等的氣氛。
我猜想很多記者在結束采訪時的情緒是感動的、情不自禁地為任正非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奮斗故事所感染、所折服。
任正非特別鼓勵,甚至享受那些尖銳的提問,他覺得尖銳的問題更能激活自己的大腦。很多次,他在簡短的開場白中鼓勵媒體提出尖銳的問題,表示自己也會坦誠地進行回答。
在很多你來我往的對話中,讀者經常為任正非的敏捷思維而贊嘆,甚至拍案叫絕,或者哈哈一笑!這方面的例子太多,而且只有通讀每一篇,在上下文的情境中才能切身感受到。
總之,那些試圖通過大數據挖掘、文本分析和情感計算等方法來解讀任正非《訪談實錄》的人,根本無法捕捉到這方面的信息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05、不同國家媒體的立場差異
溝通是為了交換信息,達成理解和共識。而信任是溝通中最底層的基礎元素。沒有信任,一切溝通從何談起?
目前華為所背負的“信任赤字”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華為自己造成的,而是長期以來,歐美國家對中國政治體制的不信任,這屬于國家層面上的信任赤字問題。
華為背負了他自己不應該背負的重擔,但是,這既是華為的負擔,也是華為義務、責任和光榮,這是所有中國企業(yè)(尤其是國企)走向海外之時必須面對的共同挑戰(zhàn)。
通讀《采訪實錄》,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媒體和任正非之間的關系,或者媒體與華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系,在國與國之間表現出非常不同的模式,信任程度差異很大。
在超過45場媒體采訪中,包括三場“與任正非咖啡對話”(這個對話也同步向全球進行了直播),一個書面采訪(韓國《朝鮮日報》),還有新冠疫情爆發(fā)以后的三場視頻連線,還有一場任正非參加“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發(fā)言。既有舌戰(zhàn)群儒“打群架”(10場左右的與同一地區(qū)或者國家的多家媒體的圓桌對話),也有“單打獨斗”(30多場一對一的媒體專訪)。
我粗略估計了一下,參與的媒體總數至少超過150家左右,幾乎囊括了全世界主要媒體,其中海外媒體的數量應該超過70%以上。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沒有看到如下國家的媒體:澳大利亞、新西蘭、東南亞區(qū)域的國家,也沒有俄羅斯和東歐。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我就在此不多言了。
從信任關系上來說,中國媒體對華為和任正非的信任度是最高的,遠大于任何海外媒體,而且他們的關注點與其他國家媒體所提出的采訪問題完全不同。
如果我們掃描一下中國媒體對系列訪談的反響,只能是證明了“我爸是我爸”。中國媒體對華為更多地是表現出關心和愛護,期盼和熱望。
而任正非則非常冷靜地提醒華為全體員工不要過度消費中國消費者對華為的好感,更是通過媒體提醒大家不要有過分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
他支持更大幅度地對外開放,支持亞馬遜、谷歌等美國公司有序地進入中國,支持中國人、甚至華為員工和自己家人購買蘋果手機,而不是希望中國政府對蘋果公司做出同等制裁或者限制。
相比其他海外媒體,日韓媒體表現得很溫和。而且許多日本媒體人觀察研究華為十多年時間,通讀過任正非的很多文章(例如,《我的父親母親》等)和田濤老師的《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等。
任正非對日本贊不絕口。他贊美日本的工匠精神,日本高精尖的工藝技術,尤其是材料科學的發(fā)達。他反復地講2012年311大地震發(fā)生以后孟晚舟最美逆行的故事;講他們全家?guī)缀踝弑榱巳毡镜拿恳粋€角落,他覺得每一個日本的城市或者鄉(xiāng)村都是旅行的最佳選擇,而每個村莊里都有好吃的拉面館和居酒屋。
他希望華為與日本企業(yè)有更多深入的合作。
事實上華為每年從日本采購了將近百億美金的關鍵零部件,而令日本公司惴惴不安的也是一旦美國對華為啟動“實體清單”,日本公司對華為的出口是否會受到巨大影響等。
其次,對華為和任正非信任度比較高的是中東非洲阿拉伯世界。其中2019年10月20日,任正非與中東非洲阿拉伯世界媒體的圓桌對話,簡直就是一場宣示任總廣博學識、廣泛的人際關系網絡、以及華為對該地區(qū)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卓越貢獻的舞臺。
任正非先生對這個地域有著驚人廣博的知識,而且是信手拈來,隨意揮灑,估計驚呆了在座的記者們。
這既得益于他高頻次地訪問這個區(qū)域的國家,也得益于他二十多年結交的一個好朋友王漢江(對外經貿部西亞非洲司司長)對他的耳濡目染,不斷地給他介紹阿拉伯世界的博大精深。
我們知道,在跨文化溝通中,當我們表現出對對方文化的尊重和了解的時候,最容易喚起對方的信任和好感。
接下來信任度比較高的是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媒體,包括西班牙、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國家(2019年12月,任正非拉美、西班牙媒體)。
有意思的是,在45場左右的媒體采訪中,中東非洲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媒體采訪,只出現過一次,而且出現的時間比較晚。
我猜想,華為公關部的朋友事后才想起來,“嗯,還有誰也沒有來華為喝過咖啡呢?對了,還有他們呀”。其中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因為這些國家與中國和華為本質上沒有利害沖突,一直是華為的忠實客戶,不是此次媒體公關戰(zhàn)役中重點關注的對象。
就關系的信任程度而言,排名倒數第三的是歐洲媒體。他們對華為和中國政府的信任度,只比美國和加拿大稍強一些,這是因為他們有著更加多元化的立場,以及他們與“孟晚舟事件”和“實體清單事件”之間沒有任何關系。
除了很多共同關心的一些問題以外,他們更多關心的是5G技術本身的安全問題、后門問題、個人隱私保護、數據主權問題、以及所謂的中國人權問題(例如,新疆問題、香港游行示威)等。
任正非在接待這些歐洲媒體的時候,自覺不自覺地展現了他“大忽悠”的本領。任正非在采訪中經常是“煽風點火”,鼓勵大家“揭竿而起”,不要跟著美國走上錯誤的發(fā)展道路。
而應該趁此機會,發(fā)展壯大自己,獲得更多投資和就業(yè)機會。將5G與歐洲高素質的人才結合,與德國的工業(yè)4.0結合,在英國牛津附近建立龐大的光芯片工廠,與東歐的數學家結合,與北歐的素質教育相結合等。
中國是華為最大的市場,也是目前5G業(yè)務最容易開拓的市場,市場份額超過52%。但是,歐洲是讓華為最有成就感的市場。
因為歐洲的通信標準很嚴格,對華為的審查也很嚴格,而華為都達到、甚至超過了他們的標準。又因為歐洲古老的建筑不允許建設沉重高聳的鐵塔,所以,華為多年前在3G時代就推出了輕便高效的SingleRAN在歐洲獲得壓倒性的市場份額。
排在最后的,對華為信任度最低的當屬美國和加拿大媒體。事實上,加拿大媒體和美國媒體的態(tài)度仍然有一定的差異,但是,他們都是華為發(fā)起此次媒體公關活動的“上甘嶺”。
美國和加拿大媒體是此次系列采訪活動中參加人數最多的,接受專訪次數最多的。甚至有的媒體幾個月之后,又對任正非進行了采訪(例如,加拿大《環(huán)球郵報》、美國的《華爾街日報》)。
另外,美國和加拿大媒體所獲得的采訪自由度也是最大的。例如,美聯社就曾經對華為展廳里面的芯片和線路板等進行了詳細地拍攝,這種特權是其他國家的媒體都不曾享有的。這說明了華為溝通的誠意、自信和實力。
這背后的動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要華為采用了自己最擅長的“壓強策略”,把重點資源投入到最硬的骨頭上,在西方話語權一統天下的地方撕開一個口子。
雖然美國媒體對華為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懷疑和不信任,而任正非對其回報以最大程度的善意,但是,因為文化差異、制度差異和生活經歷的差異,我懷疑某些美國媒體是否真正地理解了坐在他們面前的這個人的內心世界。
尤其是那個CNBC的女記者Deirdre Bosa。整個一場采訪,最后在某種程度上簡直是對牛彈琴。
這可能是唯一的一場任正非先生表現出有點“皮”的采訪。我就看到朋友圈里某位知名學者評價任正非先生甚至有點“油嘴滑舌”地在戲弄那個記者。究其原因,因為兩個人實在是不在同一個頻道上。
因為加拿大事關孟晚舟的安全問題,同時也是因為加拿大和美國在政治立場有比較明顯的差異,加拿大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中美沖突中的受害者,所以,任正非先生采用分化策略,對于加拿大媒體的態(tài)度尤為友善,不斷地贊美加拿大的地大物博、風景優(yōu)美、政治態(tài)度和文化比美國溫和包容,人才優(yōu)秀(比如有三個“人工智能之父”都在加拿大)等。
他鼓勵加拿大在美國試圖與中國脫鉤的情況下,想辦法把自己變成北美的人工智能的高地。任正非表示華為打算繼續(xù)對加拿大加大投資“幾十億美元”。這既是事實,也是一種策略,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分化了“敵人”的陣營,爭取了加拿大的同情。
總之,只要是一個頭腦清楚的明眼人,只要仔細閱讀,稍加思索,就可以獲得與我同樣的分析結論,甚至超過我的這些淺見。
06、主要溝通主題和不同媒體的關注點
對話中的主題即使不是包羅萬象,至少也是林林總總,五花八門。如果采用關鍵詞的方式進行標記,然后羅列出來,我估計至少超過500多個。
僅憑個人閱讀時的主觀印象,我認為,核心主題至少可以分為十大類:
1. 任正非是誰?
家庭出身、父母職業(yè),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幼年的成長經歷、曾經的婚史、與三個子女之間的關系、早期個人工作史(包括在軍隊、在遼寧的一個化纖廠進行技術攻關、在山東濟南當一個二十多人的研究所所長、在某一個國企當副經理等)、個人習慣和愛好。甚至華為公司湖中的黑天鵝是不是他讓人養(yǎng)的,是否黑天鵝代表一種危機意識等等。
也就是關于任正非的個人“身份的證明”。
2. 華為是誰?
華為早期創(chuàng)業(yè)歷史(先是做香港某公司的代理,然后自己開發(fā)100門電話交換機)、華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華為的文化價值觀(例如,華為是否真的奉行一種狼性文化)、華為的員工資本主義、華為的高層治理結構、華為的接班人問題等。
也就是華為“身份的證明”。
3. 更多的關于華為經營的問題
例如,華為與電信運營商之間的聯系和區(qū)別、華為與中國政府和軍隊之間的關系、華為為什么不上市,華為有沒有可能引入外部資本、華為到底有沒有鼓勵員工偷竊其他公司商業(yè)秘密的獎勵制度?華為是否侵犯其他公司的知識產權?華為的設備是否存在“后門”?根據中國的《情報法》,華為是否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情報?等等,主要是關于信息安全問題和合規(guī)經營。
4. 與孟晚舟事件有關的問題
例如,孟晚舟被抓的時候任正非在干什么,他的內心感受?孟晚舟案件的相關進展?孟晚舟到底有沒有做偽證等。孟晚舟將來會不會當董事長,接班人?以前很多人不了解孟晚舟是任正非的女兒(更不了解任正非的二女兒和兒子的名字和情況),自從2018年12月1日之后,提到孟晚舟,必然提到華為和任正非。
5. 實體清單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華為,一家被打爛,但是仍然堅持返航的伊爾2飛機,如何“補洞”、“補短板”?華為終端產品會不會因為“實體清單”而受到巨大影響?尤其是如果不允許用谷歌地圖,不能上YouTube,華為手機在海外的銷售是否會斷崖式下降?如果沒有美國的技術,華為的5G產品能否順利供貨?如何保持業(yè)務的連續(xù)性?華為的“備胎計劃”,2012實驗室、海思芯片、鴻蒙操作系統,華為自建生態(tài)能否成功?華為2019年的經營情況如何?未來三五年的經營預測?等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華為會不會死的問題。
6. 關于5G的問題
5G對社會和產業(yè)可能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如何看待5G和人工智能等帶來的潛在的大規(guī)模失業(yè)的問題?華為是否應該對此承擔社會責任?美國為什么在電信行業(yè)失去了原來的領先地位?華為正在發(fā)展6G嗎?6G進展如何?如何看待“自主創(chuàng)新”?華為會不會變成一個巨無霸,無所不作?華為會不會變成一個封閉系統?等等。換言之,主要是電信產業(yè)的問題。
7. 中國的基礎教育、基礎研究問題
尤其是農村教育、如何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文化和創(chuàng)新土壤?這些都是中國媒體最關心的問題,而海外媒體基本上沒有涉及到。我在第一次去華為參訪,與任正非先生座談的時候,任總念念不忘的也是這個話題。
他送給我們每一個人一個U盤,里面有華為自己拍攝的一個關于基礎教育和基礎研究的宣傳短片。2020年7月底之后,任正非先生更是走訪了上海、南京和北京的十家大學和科研院所,對這個問題更是大聲疾呼。
這是華為和任正非最重視的企業(yè)社會責任的問題,充分表現出了一種家國情懷。
8. 宏觀層面上的國家問題或者國際關系問題
例如,中美貿易戰(zhàn)、新疆問題、香港問題、中國的政治體制問題、兩個加拿大人被中國政府關押的問題等。
這是海外媒體非常關心的問題,反反復復地被提出來很多次,任正非幾乎回答得口干舌燥。每次基本上都被任正非堅決地、以外交辭令般的“套話”回絕了,他認為自己從來不關心這些問題,他只關注與華為的經營。
在最后幾次接受采訪的時候,任正非甚至有了一點小小的反擊。“你們比較一下美國在中東造成的混亂,再看看今天新疆和西藏的情況,比較一下,到底哪種方式更好呢?”這充分地體現了任正非的底線思維和邊界思維。
任正非和華為歷來都是只專注于自己的業(yè)務發(fā)展,遠離政治議題。華為堅持企業(yè)的本分,做一個遵紀守法的企業(yè)公民,合規(guī)經營,照章納稅。華為每年在全球各國要繳納超過200億美金的稅。
雖然不是一個上市公司,但是,華為所有的財報都是KPMG審計過的,對外公開,非常透明。
關于這一點,我想起了與任正非先生座談結束之時,請他給中國企業(yè)家一些建議,他斬釘截鐵地只說了一點,“老老實實,合規(guī)經營”。
那是2018年8月28日,所以,當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事件發(fā)生的時候,我深信華為是清白的。
9. 華為在歐盟、加拿大、英國等全球不同國家的發(fā)展現狀,未來的投資機會,如何讓當地政府、運營商和民眾信任的問題。
華為堅定地支持歐盟所提出的GDPR,支持數字主權,支持將數據保留在本國。華為不會因為美國的打壓就自我封閉,或者放棄全球化的發(fā)展。
華為將會繼續(xù)加大在加拿大、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進行投資,致力于建立共榮的生態(tài)系統和產業(yè)鏈。只要美國政府許可,華為將繼續(xù)向美國公司進行采購,而不是只用自己的芯片或者操作系統。華為從不謀權壟斷和霸權,很久以來就把競爭對手當做友商。華為對自己產品的定價比較高,是為了給其他公司留下生存空間。
10. 關于未來社會的形態(tài)討論
人工智能對工作和失業(yè)的影響(任正非總體上持有一種樂觀主義態(tài)度)、信息技術與生物科技的結合可能產生的影響。
其中三次“與任正非咖啡對話”和“2020世界經濟論壇”上的發(fā)言,因為邀請的對話嘉賓都是全世界頂尖的專家(例如、新加坡政治學家和外交家馬凱碩、互聯網先驅吉爾德和尼葛洛龐帝、德國智能工廠4.0精神之父Zuehlke,未來學家及筆式計算和平板電腦領域的先驅Kaplan、以色列歷史學家《未來簡史》的作者赫拉利等),所以,這四場對話的質量非常高,信息量極大,與其他采訪的重疊度也是最小的,引人深思,開人心智。
07、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jié)和它的傳播效果
在超過45場的媒體采訪中,充滿了大量精彩的對話和時刻,絕對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因為篇幅所限,我只能在這里簡單地提到幾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特別是要說明這些事情與媒體溝通效果之間的關系。
雖然市面上出版了不少關于任正非和華為的書籍,但是,任正非自己決絕地拒絕授權別人寫他的傳記。
他是一個只向前看,不要歷史的人,所以,他才能走得更高更遠。華為公司更是不允許建立企業(yè)史館,躺在功勞簿上曬太陽,華為有的只是最新產品的陳列廳。
所以,對于那些渴望了解任正非早期歷史的人來說,從訪談中的只言片語中去拼湊任正非整個故事的輪廓,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
其中有幾個細節(jié)令我非常動容。例如,我驚訝地知道了任正非竟然在軍隊當過兩年火頭軍,所以,他的廚藝不錯。在某次海外出差的時候,他曾經買來一個大豬頭給外派員工鹵豬頭肉吃。他的太太甚至曾經調侃他,“經常給保姆做飯吃”。
而當我知道2000年的時候,任正非和他太太仍然租住在一個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深圳夏天的酷暑下,房子西曬而且沒有空調時,我真得為之落淚。
想想看,在1998年的時候,華為已經聘請了幾百個IBM顧問,每小時咨詢費680美元,超過華為員工的平均工資,而他的創(chuàng)始人竟然還住在這樣的房子中,簡直不如一個打工仔,那時候任正非已經56歲了。
總之,任正非的成功再次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如果要想獲得成功,你要付出不亞于任何人的艱苦努力。類似這樣的奮斗故事,在采訪中比比皆是,它充滿了人情味,容易打動人,又是全世界通用的文化符號,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所以,傳播效果應該是極佳的。
關于華為身份的證明是媒體采訪的焦點。三十多年來,華為面臨的一個很大挑戰(zhàn)就是證明自己是誰?
一開始因為它是一個私企,所以,需要在國企和外企占有絕對優(yōu)勢的中國市場上證明自己。后來它走出國門,又需要證明自己雖然來自社會主義國家,但是,仍然是一個有實力的、可以為客戶創(chuàng)造價值、可靠的、遵紀守法的企業(yè)。
再然后,等它回到中國,它又要向中國證明,自己所創(chuàng)造的“員工資本主義”管理模式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原則,而任正非不是萬惡的資本家。
最后,當華為越來越強大的時候,它還必須向那些對中國持有偏見的歐美國家證明,自己的尖端設備里沒有“后門”,非常安全。要證明自己的技術不是偷來的,因為連美國自己都沒有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任正非需要反復向歐美媒體證明自己曾經只是一個副團級的退伍軍人,退伍之后就和軍隊沒有任何關系。華為沒有一分錢的國資背景,華為只是和其他中國企業(yè)一樣,最多接受過不超過千分之二的研發(fā)補貼而已。
他還需要一再說明,建國七十年來,中國曾經有5000萬左右的退伍軍人,他們都需要再就業(yè),而任正非只是其中一個而已。類似的是,美國有非常多的軍人退伍之后也擔任企業(yè)的CEO,在商界發(fā)展得很好,但是,同樣的問題沒有人去問問他們和美國政府和美國軍隊之間有什么關系。
總之,看著歐美記者反復糾纏于這些問題,我們很容易發(fā)現他們的偏見和誤區(qū),但是,他們自己卻不自知。
面對一次一次地提問,尤其是反復出現的相同問題,任正非不厭其煩地反復解釋。那些歐美記者在采訪之前,肯定做過大量的功課,閱讀過前面別人的新聞采訪,他們很顯然知道任正非的標準答案,但是,他們仍然飛蛾撲火地,不撞南墻心不死地問著同樣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也是一個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我記得與任正非先生座談的時候(2018年8月28日),為了表達我對華為的尊敬,我在開場的時候說,“華為的成功,不僅僅是華為自身的成功,而且給中國企業(yè)打了一劑強心針。讓無數中國企業(yè)覺得,即使是在類似ICT這么高科技的、高難度的行業(yè)里,中國企業(yè)也有登頂的機會”。
但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任正非先生就直截了當地打斷了我的發(fā)言,他說,“華為不是一個中國公司,華為是一個國際公司”。我當時微笑不語,沒有進行回應。
但是,這個問題,從此一直縈繞在我的心中。尤其是,經過孟晚舟事件和實體清單的打擊之后,我非常想知道,任正非先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否發(fā)生了變化?
華為到底是誰?面對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我不知道任總是否需要強調那句話,“華為不是中國企業(yè),而是國際公司”?如果是面對巴基斯坦、或者非洲的客戶,華為有必要強調自己的國際公司的身份嗎?是否強調中國公司的背景更有助于簽署合同呢?至于面對美國政府或者商業(yè)客戶,再怎么強調華為是一家國際公司,他們也會猜疑,心里想,“你們別裝了,你們就是中國公司,而且我們還懷疑你們有軍方背景,或者給中國政府監(jiān)視我們提供后門”。
這就是華為的難處,也是許多中國企業(yè),尤其是國企走出國門之后普遍面臨的一個難題: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如何界定自己是誰?來自哪里?未來要走向何方?
我認為,身份問題沒有輕而易舉的解決辦法,只有持之以恒地保持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品牌形象和身份戰(zhàn)略;只有堅持不懈地提供高質量產品,為客戶創(chuàng)造價值;只有堅持不懈采用國際化的語言,保持透明度,與利益相關者不斷進行溝通;只有等到中國的整體實力和國家品牌形象有了大的改觀之后,只有靠時間的水滴石穿,我們才能理順其中的關系,終成善果。
最后,我覺得在長達一年多的采訪過程中,最令人感到震撼的莫過于任正非先生所提出向美國某家公司獨家授權全套5G技術,以幫助美國趕上電信技術的發(fā)展的想法。
這個想法看似石破天驚,異想天開,實則是深謀遠慮,身段柔軟,向美國釋放了巨大的善意。試想想,反正美國市場華為目前也進不去,無法銷售產品,不如索性通過技術許可的方式獲得一大筆錢,同時又間接地擴大了市場份額,擠走了愛立信和諾基亞,何樂而不為呢?
尤其是考慮到技術的連續(xù)性,那么將來美國在發(fā)展和部署6G、7G等時,因為技術的兼容性和路徑依賴,華為就有了更大的機會進入美國市場。此外,按照任正非先生的解釋,只有這樣做,華為才能避免在將來的人工智能領域遭受美國的第二次“實體清單”打擊。
仔細揣摩這個建議,你不得不佩服任正非先生和華為董事會眼光之遠大,身段之靈活、思路之活躍。這種爆炸性的新聞,一經提出很快就在美國上了頭條,引發(fā)很多業(yè)內人士的關注。
衷心希望這條道路能走得通,希望有美國公司能和華為最終達成技術許可協議。
08、任正非的溝通風格
接受媒體采訪,所展示的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下的溝通風格。雖然不能代表任正非的所有溝通風格(比如,暴跳如雷罵人的模式),但是,任正非的溝通風格也可見一斑。
如果采用一些形容詞來描述,您會選擇什么來描述任正非的溝通風格呢?
“謙虛低調、會講故事、直截了當、坦率直白,以誠示人、充滿激情、喜歡回答挑戰(zhàn)性的問題。但是,對涉及到政治問題,堅守自己的原則,守口如瓶;上下五千年,縱橫八萬里,知識淵博,見識高明、充滿辯證思維和悖論整合;詼諧幽默,善用比喻……”等等,讀者完全可以在這個形容詞列表上繼續(xù)填上自己的主觀印象。
我特別想摘取一些只言片語展現一下“任氏幽默”。
以下這些句子不一定是任正非的原話,個別句子是我把不同采訪中任正非先生在問答同樣的問題時所使用的不同詞匯拼接在了一起。
每一個詞,都是有具體出處的,可以在某個采訪中找到。我在每個句子后面標記處做了明確的分類,A代表原汁原味的話,而B代表是我所拼接起來的話。
例如:
中美兩國是兩個大球,華為是中美兩國沖突中的“小芝麻”、“小米粒”、“小西紅柿”、“小乒乓球”,根本不值得那么偉大的兩國領導人見面的時候討論,我不希望為了華為而犧牲全國人民的利益。(B)。
我是一個企業(yè),還不是“家”。我希望別人不要把我當做什么企業(yè)家、思想家的,我就是一個“忘了家”。(B
)
我太太問過我“你到底愛什么?”,我說“我愛文件”。為什么愛文件?我說,文件里面充滿了哲學、充滿了邏輯、充滿了東西,文件寫出來、發(fā)出去以后,三、五年大家都沒有看到文件有什么影響,三十年后一看,這個公司隊伍走得那么整齊,這就是哲學、邏輯和管理帶來的東西。(A)
我跟外面談,外面一問“你怎么這么偉大?”,我說“我不是松鼠,怎么會尾巴大呢?”他說“你說自己不偉大,你是假謙虛吧?”。因此我沒法面對媒體,說自己好,不信;說自己不好,他們說你是假謙虛。(A)
由于我太受關注,就沒有人身自由,走到機場被人拍照,走到咖啡廳被人拍照,拍了照被發(fā)到網上,還不知道被他們怎么編解說詞。所以,我就像只“烏龜”一樣,躲在一個黑暗的角落里,這個陰暗的角落就是我家里,生活沒有那么自由幸福?!瓫]有辦法,我現在是網紅,網紅對我是有害的。(A)
中國政府說我們好,我們不一定賣得動產品;但是美國政府說我們不好,反而讓全世界都知道華為好。……美國對我們的宣傳是正面的,他們到處說華為不好,這么偉大的人物關心這樣一只“小兔子”、“小老鼠”的問題,那這只“小兔子”、“小老鼠”一定很厲害。(A)
我們的標準是,在距離我們目標二十億光年的地方,投一顆“芝麻”;距離目標兩萬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蘋果”;距離目標幾千公里的地方,投一個“西瓜”;距離目標五公里的地方,我們投“范弗里特彈藥量”,撲上去、撕開這個口子,縱向發(fā)展,橫向擴張,產品就領先世界了。(A)
華為不會完的,只是“蛋”從大變小了,原來是“鴨蛋”,可能會變成“雞蛋”,但是,不會變成“鴿子蛋”。我覺得我們的規(guī)模會有收縮,但不會有太大問題。(A)
我們是電信設備提供商,我們提供的5G設備就是一個裸機而已,相當于汽車,至于汽車上面裝什么貨,那是由電信運營商決定的。用戶數據是掌握在電信運營商手里的,不在我們手里,大家不應該擔心數據安全問題。(B)
華為原來就像“羊”一樣慢慢吃草,變得很胖,美國是“狼”在追,“狼”一追“羊”就跑,減肥了就有戰(zhàn)斗力;最擔心的是什么?就是太成功了,員工懈怠了,不愿意到艱苦崗位,不愿意到艱苦地區(qū)去。(A)
仔細觀察一下任正非使用比喻的方式,您會發(fā)現他簡直是張口就來,隨心所欲。他尤其是擅長用動物來比喻(狼、羊)、用食物來比喻(雞蛋、鴨蛋、鴿子蛋、芝麻、米粒)、用水果來比喻(蘋果、桃子)、用日常的運輸工具來比喻(寬軌鐵路、窄軌鐵路、標準軌鐵路)。
我們知道,比喻是一種化陌生為熟悉的詮釋技巧,可以充分調動聽者的生活經驗和已有的知識積累。這尤其是對于向記者這樣的非技術人員解釋專業(yè)問題的時候非常有幫助。類似地,采用比喻這種方式,可以在不同文化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
總之,任正非或許英文很爛,但是,他是一個跨文化溝通的高手。他善用比喻,善用笑臉和其他表情,善用肢體語言,善用周圍的環(huán)境信息(咖啡、建筑等)來溝通,這就超越了簡單的語言溝通。
09、溝通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
一個杰出的企業(yè)家肯定是一個與媒體溝通的高手。任正非雖然以前很少與媒體打交道,缺乏跟媒體打交道的經驗,但是,他強大的自信、豐富的閱歷,幾十年對內管理溝通、對外市場營銷、行走世界的歷練,讓他一出手,就能揮灑自如,表現出很高的跨文化溝通的水平。
但是,仔細觀察整個溝通過程,我們仍然不難發(fā)現幾點溝通中的小問題。
例如,他有點過于習慣自己的語言詞匯,可能沒有意識到某些詞匯能否準確地翻譯成其他語言,并會給對方產生什么樣的印象。比如,“還鄉(xiāng)團”和“回馬槍”等。
另外,翻閱8卷本的《采訪實錄》,讀者會發(fā)現有許多英文單詞縮寫出現的頻率非常高,但是,一次都沒有解釋過,例如,GDPR,《歐洲通用數據保護條例》。
這一點是技術專家在與普通人進行溝通的時候容易犯的錯誤,他們會不自覺的假設聽者應該明白,而事實上聽者不明白??傊?,專業(yè)術語需要被解釋才能降低溝通障礙。
第三、雖然中國人很重視家庭,尤其是個人對大家庭的責任,但是,在西方人的視角里,核心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關系才是他們最看重的。
所以,從歐美人的視角來看,當女兒孟晚舟被捕之后,做父親的任正非仍然不畏風險,繼續(xù)飛往阿根廷主持變革會議,現在仍然正常主持華為的工作,他們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所以,他們反復追問任正非在聽到孟晚舟被捕之后的情感反應。
可是任正非沒有分享更多的故事,這可能是一個小小的失誤,事實上,任正非在這里完全可以假戲真做,大打感情牌,這會更容易影響海外媒體。
第四、歐美記者對中國持有很多制度偏見、文化偏見。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一些事情,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覺得難以理解。這就是因為國家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帶來的看待同一個問題時的視角不同。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每個人都戴著有色眼鏡看這個世界。
只不過,越是國際化的人才,越是擁有多元文化認同,擁有一種復雜心智和悖論整合思維。我們應該在對對方的認知模式有深刻認知的基礎上,找到更加有效溝通的突破口,用對方能聽得懂的語言進行溝通,尤其是要做到換位思考(Put your feet into other people’s shoes)。
10、給華為的幾條建議,僅供參考
基于以上分析,我貿然提出幾點參考意見,請華為的朋友們考慮一下:
第一、將這個8卷本的《采訪實錄》壓縮成一本20萬字左右的書,正式出版,以8種不同語言向全球發(fā)行。
其中精選出10個左右的完整訪談作為上編,展現當時訪談的風采和情境。因為每一個采訪,尤其是專訪,記者都事先做了很多功課,試圖按照不同的邏輯線索和視角來組織自己的訪談,關注點明顯不同。有的采訪關注任正非個人的成長經歷,有的關注華為公司,有的關注國家層面的問題,有的關注技術對未來社會的影響等。
其次,把剩余的其他訪談內容打散,根據主題和關鍵詞重新進行整合(可以參考我上面的十大分類),作為精選集的下編,作為上編的有益補充,以避免過多的內容重復。
其中每一個關鍵主題里面的內容又是嚴格按照訪談時間來排列的,表明出處,讀者可以看到任總思想和某些表達方式如何一點點地在轉變。
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也不要太在乎,因為有時候是外部的環(huán)境已經發(fā)生了變化,或者任正非先生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刻、更準確、更敏銳的回應,總之,我們要表現出對話的豐富性。
作為一個研究者,當我一遍一遍地讀這些《采訪實錄》的時候,這些大量重復出現的內容對于我自己根本不構成麻煩或者多余,甚至是非常有價值的。
因為在不斷地重復中,你有時候會突然意識到這里到底出現了什么問題?為什么這些記者們會像強迫癥患者一樣一遍一遍地問相同的問題,然后期望獲得不同的答案呢?啊哈!我經常在這種不斷的重復中恍然大悟。
但是,對于一般的讀者來說,他們沒有這么多的時間,所以,一本20萬字左右的《與任正非咖啡對話》精選集更加適合他們。
正式出版這本精選集,不是為了神話任正非先生個人,而是純粹是為了華為宣傳的需要。此外,這8卷本的《采訪實錄》因為不是非正式發(fā)行的,所以,只能靠個人關系,從華為內部搞到。對于一般想了解華為的讀者來說,非常不方便。
第二,聘請一個非常國際化的電影制作團隊,將所有的訪談視頻進行整合,再增加一些關于任正非和華為的其他素材,剪輯出一個10集左右的系列節(jié)目,每集不要超過1個小時,在全世界所有的視頻網站上進行播放。
雖然這些采訪中不乏拍攝紀錄片的,例如,BBC就拍攝了紀錄片,但是,華為應該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因為華為的視角肯定不同于BBC的視角。我們知道,誰掌握歷史的解釋權,誰就能影響世界。
特別是,文本版的《采訪實錄》中沒有視覺信息,沒有表情信息,沒有肢體語言信息,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大約70%以上的重要信息。這是跨文化溝通中經常發(fā)生的現象。很多時候,重要的不在于你說了什么,而是在于你是如何說的。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自己當然很熟悉這些文本的內容。例如,我發(fā)現2019年6月中旬以前的訪談稿里,編輯同志把“法治”和“法制”錯誤地使用,但是,6月中旬以后的采訪稿里就完全正確了。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換了人,還是同一個人意識到了自己以前的錯誤,從而改正過來了。
很多時候,我覺得自己可以進入任正非的精神世界,感受到他在接受采訪時,聽者和說者之間非常微妙的人際互動關系,以及任正非本人的情緒變化。
甚至,我自認為自己能感知到任正非對坐在他對面的人是真喜歡還是假喜歡,是否真的享受了這個對話過程。
我相信,如果有了視頻影像,更能把這個《訪談實錄》的價值充分發(fā)揮出來??梢韵胂?,這個聲勢浩大的、綿延了一年多時間的媒體見面會耗資巨大,無數人在幕后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華為和任總不應該輕易地讓它淹沒在碎片化的信息泡沫的海洋里。那樣做,實在是暴殄天物,太可惜了。
第三,建立長期固定的新聞發(fā)言人制度。我個人認為,華為近年來遭遇的美國打壓是多重原因造成的,但是,也與華為長期以來與媒體接觸比較少、相對比較“封閉”有關系。
這主要是因為以前華為的主業(yè)是面向運營商的,也就是全世界兩三百個大客戶,根本不需要跟媒體打交道。
我印象中,在2014年之前,任正非先生幾乎是沒有接受過媒體采訪的,即使有,估計也就是兩三次左右。第一次媒體秀應該是在某年的巴塞羅那的電信展上,而且一開始是針對外媒的,然后才逐漸接受國內媒體的采訪。
自從2014年之后,華為大力進入終端領域,手機業(yè)務異軍突起,尤其是經過最近這兩年的風波之后,華為才開始擁抱媒體,大力宣傳自己。所以,我建議華為加強與媒體之間的溝通,建立長期固定的新聞發(fā)言人制度。
例如,每周一次,定期約請輪值董事長和各個業(yè)務部門的高層與媒體見面,坐下來一起喝咖啡對話。所有正規(guī)的媒體都可以在網上預約座位,華為也可以提前發(fā)布每次咖啡對話的主題和主要嘉賓名單。
試想想,既然華為可以請KPMG審計自己的財務報表,那么,為什么要遠離媒體呢?應該通過媒體展現出一個更加透明的企業(yè)形象,這會減少國際化過程中的阻力。
第四,強化所有外派人員的跨文化培訓,減少沖突和誤解。
文化就像一種空氣,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它的影響無所不在。
雖然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但是,掌握了一門外語也并不意味著就對文化的深層結構,對他者的認知結構和價值觀有了很準確地感知,并不意味著一個人的文化智商(Culture Intelligence)的提高,也并不意味著能建立一種多元文化認同(Multicultural Identity)。而文化智商和多元文化認同對于進行跨文化溝通非常重要,影響巨大。
我知道華為大學提供一萬多門課程,里面肯定有關于跨文化溝通和管理的課程,但是,這些課程的質量我就不了解了。
因為跨文化課程需要更多體驗式的教學、敏感性訓練、技巧性訓練、情境模擬、甚至戲劇表達訓練,這不是單純地通過閱讀,或者聽課就可以充分掌握的。
特別是考慮到很多華為外派員工都是理工科畢業(yè)的,對人際關系和跨文化的因素等軟性因素了解的比較少。所以,在專業(yè)技術培訓的基礎上,強化跨文化溝通能力,可以達到如虎添翼的效果。
11、最后的告白和祝福
本文的寫作,純粹是出于個人研究目的和個人興趣,希望深入挖掘這個媒體盛宴背后的價值,希望《采訪實錄》能發(fā)揮更大價值。更希望我的分析對那些在全球化征途上披荊斬棘,一路向前的中國企業(yè)有所啟發(fā)。
贊美華為和任正非不是我的目的,華為和任正非也不需要我的贊美。我只是對所有獨特的事情和人有濃厚的興趣。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本文作者也是一個活在六個西格瑪之外的奇葩。
本文的寫作和研究潛移默化地使用了詮釋學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我個人獨特的知識背景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
面對相同的文本,如果換另外一個人,或許他(她)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詮釋,這就是詮釋學的開放性。希望我對《采訪實錄》的解讀能啟發(fā)其他人的研究,從而在詮釋學的循環(huán)中,加深對這個文本的理解,發(fā)揮其中的巨大價值。
祝愿任正非先生身體健康,心情愉快。
祝愿華為英雄兒女們,一路高歌猛進。
祝愿中國涌現許多像華為一樣的企業(yè)。只有這樣,中華才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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