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誠事件迎來全面反轉。3月28日，國家市場監(jiān)督管理總局針對李嘉誠事件，正式做出了回應：

問：據悉，4月2日長和將與貝萊德簽署巴拿馬港口的交易協(xié)議，請問該交易是否要經過中國的反壟斷審查批準？

 

國家市場監(jiān)督管理總局反壟斷二司負責人：我們注意到此交易，將依法進行審查，保護市場公平競爭，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同日，香港《星島頭條》報道：長和高層人士透露，下周不會簽訂任何關于出售巴拿馬港口的協(xié)議。長和原定于4月2日前簽訂最終協(xié)議，這意味著巴拿馬港口出售一事已經擱淺。
 

李嘉誠有過膽大的時候。

1966年，內地即將收港的謠言開始流傳，香港人心惶惶，觸發(fā)了二戰(zhàn)之后最大的一次移民潮。

移民以富人為主，他們低價拋售手里的地產，新落成的樓盤無人問津，隨著房地產的下跌，更多先前炒樓花的港人都開始信心不足，出現(xiàn)了踩踏式售賣，整個房地產市場賣多買少，有價無市，地產商、建筑商們一個個焦頭爛額，一籌莫展。

時年40歲的李嘉誠，卻對此付諸一笑，他綜合各種渠道得到的信息，得出了一個結論：香港是內地對外貿易唯一的通道，中央一定會維持香港局勢的穩(wěn)定。

巴菲特說，別人恐慌我貪婪。李嘉誠也抓住了這個機會，采取了驚人的舉措：人棄我取，趁低吸納。

他把手頭塑膠廠的盈利和手中幾個樓盤的物業(yè)收入全部投入市場，買進地產，當時那些急著移居海外的富人爭搶著把手中的住宅、商店、酒店、廠房變現(xiàn)，中心地段的好樓盤賣出了白菜價，李嘉誠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收購了一塊塊地皮，并且大興土木，趁著地產業(yè)正處于低潮期，建筑費低廉的良機，建起了一棟棟高樓，高樓落成后，繼續(xù)只租不賣，通過出租慢慢回籠資金。

當時，港商中想看李嘉誠笑話的人不少。李嘉誠也不加反駁，只是笑笑說：“你們大拍賣，我來大收買！以后你們有追悔莫及的那一天！”

1970年，香港百業(yè)復興，地產行業(yè)回暖，那些等著看笑話的人，一個個被李嘉誠震撼了。香港的地皮和房價持續(xù)攀升，李嘉誠手下的地產，由最初的12萬每平方英尺，發(fā)展到了35萬每平方英尺，資產價值不斷攀升，他每年的租金收入也迅速增長。

這一次勇猛的下注，讓李嘉誠青云直上，獲取了大批物業(yè)，儲備了大量土地，成了這次地產危機中最大的贏家，也讓他后來才有機會做到業(yè)內第一。

可以說，對內地的信心，讓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翻盤，將他推上了首富的寶座。

李嘉誠也有過猶豫的時候。

改開之后，內地急需投資，以及外資帶來的技術和經驗，當時的香港是外資進入中國的中轉地，中央派出包括谷牧、廖承志等幾個和外國資本打過交道的官員，前往香港拉投資。

當時，大部分外資都對內地投資環(huán)境抱有遲疑，摸不準內地的政策是否有持續(xù)性，會不會來一個“關門打狗“，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更需要同文同種的香港老板做出示范。

最終，霍英東、包玉剛、曹光彪、劉天就等港商，于1978-1999年進入內地投資。

其中霍英東尤其積極，在“白天鵝賓館”的建設中，為了打造改革開放示范性工程，他親歷親為，大到選址、地皮審批到賓館設計，小到水龍頭的標準和引進、服務員的培訓，可謂不遺余力，為內地改開順利打開局面立下汗馬功勞。

李嘉誠也參與了相關項目的考察，然而，他卻猶豫不決。

一直到14年后，小平同志“九二南巡”后，加上北京的多次接待，他才下定了心，決定前往內地投資。

這一次，李嘉誠表現(xiàn)的謹慎小心，然而比起霍英東這樣的愛國商人來，還是差了一些意思。后來，李嘉誠在內地賺了不少錢，但比起霍家來說，還是沒法比的。

而李家在民間的聲譽，也和霍家有天壤之別。

李家進入內地后，他們進行了一筆對后來歷史撬動最大的投資。

1993年，李氏父子創(chuàng)辦了一架名為盈科的公司，1999年，盈科花了500萬美元購入了內地一架名不見經傳的科技公司20%的股票。

這家公司叫做騰訊。

在當時，騰訊的聊天軟件OICQ還不賺錢，連老板馬化騰想把它賣掉。

2000年，美國互聯(lián)網泡沫危機爆發(fā)，一年后，李澤楷將手中20%股份以1260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南非MIH集團。

在這筆交易中，李家父子凈賺760萬美元，卻錯過了日后的一個超級商業(yè)帝國。

他們沒有料到，這家內地公司一飛沖天，成為全世界互聯(lián)網行業(yè)最賺錢、用戶最多的公司之一，而且護城河異常堅固。

多年后，人們問李澤楷是否后悔賣掉騰訊股份。這位公子哥感嘆：

我無時無刻不在后悔。

后來，很多人為李家辯解，說騰訊盈利前景不明，李家見好就收也很正常。

然而，就在李家賣掉內地科技公司股份的時候，還持續(xù)投資了眾多美國科技公司的股份，比如Facebook，Siri，Skype，Zoom等，收益頗豐。

李嘉誠的商業(yè)眼光，一向非常好。

他能精準的選中騰訊，也能精準的選中一大堆后來扶搖直上的美國科技公司，這份商業(yè)眼光無疑壓倒了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

然而，他沒有能把內地科技公司的股份一直持有下去，也錯過了日后最波瀾壯闊的互聯(lián)網崛起大潮。

這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李嘉誠對內地缺乏信任。

面對著開放的內地，李嘉誠猶豫不決。

然而，面對著被美國放棄的巴拿馬運河，他卻毫不猶豫的立即出手。

美國卡特政府在1977年與巴拿馬簽訂條約，條約規(guī)定美國經過23年過渡期，于1999年12月歸還巴拿馬運河主權。

卡特外號叫“好人”，是世界政壇上為數不多的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政治家。雖然美國人討厭他，可正因為他的存在，為美國刷了不少國際聲望，也為后來里根時代美國壓倒蘇聯(lián)奠定了”統(tǒng)戰(zhàn)基礎“。

1997年——巴拿馬運河歸還兩年之前，李嘉誠通過國際競標，獲得了對巴拿馬運河，太平洋一端的巴爾博亞和大西洋一端的克里斯托瓦爾兩個港口長達25年的管理權。

此舉讓美國人感到驚慌，巴拿馬運河對美國的戰(zhàn)略意義和經濟價值都很大。

當時的美國官方氣勢洶洶，有美國議員聲稱，李嘉誠的和記黃埔公司可能緊緊控制這條兵家必爭的水道，倘若開戰(zhàn)，美國的龐大艦隊會被李嘉誠堵在狹窄的運河里面，進出不得。

當時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更是聳人聽聞地聲稱：

——美國正在將”套在脖子上的繩索”交給潛在的戰(zhàn)略敵人。

泰山壓頂，美國國會及各界為此爭論不休，并開始對李嘉誠施壓。

李嘉誠也很識趣，在多個場合表示，和黃集團在巴拿馬運河只是進行一項集裝箱業(yè)務的投資，與控制權并不相干。

和記黃埔公司對此解釋道：公司僅僅是管理巴拿馬運河裝卸貨物的集裝箱碼頭，并不管運河航運或控制船只進出運河，更加沒有機會操控船閘升降，也不參與巴拿馬運河的總體運作。

也就是說，和黃只負責港口裝卸貨物，不負責開閘關閘，也無權過問閘開閘閉，貨物上落與船閘關閉毫無關系，也就不存在控制巴拿馬運河一說。

為了澄清華人背景帶來的疑慮，李嘉誠特意強調：

和黃集團只是在巴拿馬經營集裝箱業(yè)務的商業(yè)公司之一，同一些美國公司和中國公司相比，和黃甚至不是最大的集裝箱經營公司。

他一再表示，自己無意也根本就不可能控制巴拿馬運河，他本人從未有除賺錢之外的特別意圖。

巴拿馬人也站在了李嘉誠一邊。

巴拿馬港口局前局長烏戈·托里霍斯曾出來力挺李嘉誠，公開稱和記黃埔是一家純粹的商業(yè)公司，不僅在巴拿馬，而且在英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也經營港口，這家公司經營巴拿馬運河的港口決不會威脅運河的安全。

2001年1月17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親口否認李嘉誠“控制”巴拿馬運河存在威脅。這場威脅論才平息下來。

收購巴拿馬運河這件事，李嘉誠沒少挨美國人的威脅。

然而，他仍然更信任美國，畢竟在他看來，這個國家自建國以來，就是一個商人的國度。

2013年，據稱是一位香港小學生寫下了作文《李家的城》，瘋傳一時：

看著一間一間誠哥旗下的物業(yè)，我心中無比感動。香港內的一切商店，不論是哪種的類型，全是誠哥帶給我們的祝福與恩賜。

 

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們的上帝，萬物都是他所創(chuàng)造。當然，香港傳說中的三位一體就是他們：李嘉誠、李澤楷、李澤鉅。他們的力量遠超人類，為香港建起力場，為打工仔遮風避雨，使香港免受風球、暴雨的侵襲。他們付出了那么多，只是希望我們可以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

一句“準時上班，不準時下班”，戳痛了無數港人的心。

2015年，李嘉誠開始在內地撤資，時間點選擇的還好，房地產到了黃金時代的尾聲。當時，一家智庫發(fā)表了一篇名叫《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將他推上了風口浪尖。

一年后，李嘉誠接受彭博社采訪，這是他四年來首次面對媒體，目的是為了澄清外界對他越來越多的質疑。他以四個字為自己解脫：“樹大招風”。同樣是2015年，有港媒爆料，李嘉誠要出售40%的港口資產，彼時內地財團就已經表示有濃厚興趣。結果李嘉誠出價高得離譜，交易沒成。十年后，這個回旋鏢打了回來。

李嘉誠以合理的出價地賣給了海外財團，根據官方的反應，不少人推斷：

在這過程中，李嘉誠應該是進行了秘密談判，快速交易，沒有和相關部門通氣。

而大環(huán)境的背景，是一個登上總統(tǒng)寶座的美國商人，一再對格陵蘭島、加拿大乃至巴拿馬展示初虎視眈眈的姿態(tài)。

其實，特朗普的威脅，中國企業(yè)不止一次的經歷過。從華為到TikTok，風波何止是港口事件的百倍。

事實證明，當政府與企業(yè)相互信任，擰成一股繩一致對外時，即使如特朗普這種無賴也無能為力。

所以至今，華為仍然生命力頑強，手機銷量登上全國第一，芯片業(yè)務也取得了突破，而TikTok依然掌握在字節(jié)和中國人手中。

這件事的教訓是：企業(yè)，無論做多大，也無論有多么的國際化，始終與本國政府立場、態(tài)度，與國族利益保持同頻，才是最明智的生存法則。很多企業(yè)家對于如何處理企業(yè)與政府間的關系，都會有一套自己的理解。

比如馬云說過，“要和政府談戀愛，但不要嫁給它”。企業(yè)與政府保持恰當的距離，從預防腐敗、維護市場經濟公正性的角度來說，是對的，但如果把這種世故的生存哲學視為企業(yè)唯一的政治智慧，那就未免太狹隘了。

至少，美國商人特朗普從來不信這一套。同樣，面對外部壓力，政府和企業(yè)也應該站在一起，不能自亂陣腳，讓親者痛，仇者快。

一方面，在大是大非的立場問題上，企業(yè)應該旗幟鮮明的展示自己的國族性，這才是企業(yè)最佳的生存之道。

另一方面，在外部環(huán)境越是艱難的時刻，越需要內部的團結，共同面對不講規(guī)矩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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