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效能的提升，往往蘊含在‘坐下’后的那份從容之中。當基層干部無需再為‘留痕’而忙碌奔波，就能將精力專注于‘留心’；不再因‘迎檢’而焦慮不安，便可把重心放在‘迎需’上。

在劇場里，若前排的人站起來，后排的人就會跟著踮腳。原本大家坐著都能看清舞臺，最后卻演變成人人都站到凳子上，既費力又沒有實際效果?；鶎又卫碇幸泊嬖陬愃频那闆r：看到別人開會布置工作，就擔心自己的態(tài)度不夠積極；看到別人把臺賬整理得很規(guī)范，就害怕自己準備不充分；看到別人層層加碼，自己也跟著步步加高要求。于是，文件越印越厚，會議越開越長，迎檢資料越做越精美，干部們忙得團團轉，像陀螺一樣停不下來，然而群眾卻難以從中得到實惠。這種‘別人站、我也站’的心理，正是困擾基層減負工作的‘劇場效應’。深化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迫切需要破除這種非理性的集體內耗，讓干部從‘踮腳競賽’中解脫出來，重新回歸到服務群眾的初心和本位。

‘劇場效應’的出現(xiàn)，是‘集體保險’心理的自然體現(xiàn)。在責任邊界不清晰、評價標準多樣、問責壓力傳導不均衡的情況下，個體往往會選擇多做一些事情來應對未知的風險，用跟隨大家的做法來避免獨自承擔責任。當這種心理在科層體系中不斷放大，‘加碼’就從偶爾的行為變成了默認的選擇，最終形成了一種人人都受累但卻沒有人真正受益的內卷局面。其根源在于制度供給與治理需求之間存在差距：規(guī)則不夠透明，工作節(jié)奏難以預測，考核過于注重可見的痕跡，導致基層在不確定的環(huán)境中不得不通過過度準備來獲取安全感。

破解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將不確定變?yōu)榭深A期。制度的價值，不僅在于頒布禁令，更在于提供穩(wěn)定的預期。當年度發(fā)文數(shù)量只減不增，會議計劃具有剛性約束，督查檢查得到嚴格管控時，基層干部就不需要再憑猜測行事，也不用靠‘加凳子’來保護自己。一旦規(guī)則透明，干部們的注意力就會從‘如何不被問責’轉移到‘怎樣更好地服務群眾’上，治理的重心也會隨之回到群眾的需求上。

除了完善制度，還需要校準考核評價這根指揮棒?？己嗽u價是基層治理的隱形杠桿，指揮棒指向哪里，資源和力量就會流向哪里。如果仍然以材料的厚度來衡量干部的擔當，以展板的數(shù)量來評判干部的態(tài)度，那么‘劇場’就很難真正降溫。只有把群眾滿意度、問題解決率放在核心位置，把現(xiàn)場辦公、隨機走訪作為常態(tài)化的工作方式，才能讓‘做沒做’的問題讓位于‘做成了什么’。評價維度的變化，本質上是政績觀的轉變：從‘向上交卷’轉變?yōu)椤蛳麓鹁怼?，從‘自我證明’轉變?yōu)椤罕娬J可’。當指揮棒指向實績時，基層自然會把時間還給群眾，把腳步邁向現(xiàn)場。

減負并不是減輕擔當，其實質是騰出被形式主義虛耗的空間，讓擔當更加精準有效。文件減少了，干部們就有更多的精力深入田間地頭；會議時間縮短了，干部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傾聽群眾的訴求；督查合并了，干部們就可以把節(jié)省下來的精力投入到項目一線。關鍵在于，要把責任壓實到應該負責的層級，把資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讓‘層層負責’真正取代‘層層加碼’。當基層干部不再為‘留痕’而忙碌，就能專注于‘留心’；不再為‘迎檢’而焦慮，就能專注于‘迎需’。治理效能的提升，往往就藏在‘坐下’之后的從容里。

要讓所有人都坐回原位，還需要耐心和各方的合力。長期形成的慣性不會因為一紙文件就立刻消失，破解‘劇場效應’，既需要制度的剛性約束，也需要環(huán)境的柔性引導。領導干部要帶頭開短會、講短話、發(fā)短文，一級做給一級看；部門之間要提前溝通，能合并的工作就合并，減少‘多頭指揮’；對于基層在探索過程中出現(xiàn)的失誤，要多包容、多指導，少隨意問責、少無謂折騰，讓‘試錯’成為‘試對’的起點。只有循序漸進、持之以恒，才能把‘站著’的焦慮轉化為‘坐下’的動力。（姜凡）

來源｜中國組織人事報

編輯｜任倩瑩

審稿｜孫俊峰 段雪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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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讓基層告別“踮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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