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數(shù)十萬億基建項目如期而至，以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市。

其中，新基建尤為亮眼，甚至在資本市場上掀起了一番風浪。

何為新基建？

新基建，有別于工業(yè)基礎“鐵公基”（鐵路、公路、機場、港口），屬于信息時代的基礎設施。

一般認為包括以下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shù)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yè)互聯(lián)網。

除此之外，還有集成電路、量子信息、物聯(lián)網、智能駕駛、工業(yè)機器人、氫燃料、石墨烯新材料及航空航天等領域的基礎設施。

這次疫情挑戰(zhàn)了中國的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我們需要強化公共衛(wèi)生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共衛(wèi)生制度改革，公共衛(wèi)生物資儲備，生物醫(yī)藥的基礎研究，如疫苗技術、病原檢測技術、醫(yī)療物資供應鏈、醫(yī)療智能化設備、隔離病房服務機器人。

這些新基建，可謂“國之重器”。

但是，即便是“皆大歡喜”之事，有些關鍵性問題還是得搞清楚，否則可能事倍功半、適得其反。

它是一場資本的狂歡、薅羊毛的大戲，還是激勵信心、復產復蘇的措施？是傳統(tǒng)低效基建、強刺激的老路，還是國家經濟轉型升級之路？

本文邏輯：

一、公共用品：政府該投資產業(yè)嗎？

二、公地悲?。旱托Щ楹委偪?？

三、國家確權：如何避免公地悲??？

公共用品

政府該投資產業(yè)嗎？

討論新基建時，需要明確的第一個問題是：新基建，是公共用品，還是產業(yè)投資？

基建（不論新舊），應該是公共用品，而不是產業(yè)投資。

以5G為例，5G的產業(yè)網絡覆蓋網絡規(guī)劃、器件材料、設備網絡、終端運營以及市場應用。

政府需要投資的5G“基建”，主要指網絡規(guī)劃、基站、光纖光纜以及芯片等基礎科研。這些屬于公共用品的范疇。終端運營、5G手機、絕大多數(shù)器件材料和設備，屬于產業(yè)投資、私人用品。

為什么要如此區(qū)分？

打個比方，舉辦一場百米賽跑，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修好跑道、場館，組織好安防和裁判團隊，這些屬于公共用品投入。但是，政府不能自己親自參加比賽，與運動員爭奪金牌。

政府作為組織者參賽，這就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政府贏了個體運動員拿了冠軍，這就是擠出效應。

自2016年開始，供給側改革對私人企業(yè)產出產生擠壓，國有企業(yè)工業(yè)增加值增速快速飆升并超過私人企業(yè)。

如今，政府確實開始著手5G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基站投入。但有些基礎設施頗為薄弱，比如基礎科研和基礎教育。

要知道，華為5G的基礎研究來自哪里？來自一位土耳其的科學家，名叫埃爾達爾·阿里坎。

阿里坎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氣工程專業(yè)博士，在土耳其畢爾肯大學電氣工程系擔任教授。2008年，他提出了極化碼理論。極化碼是5G數(shù)據傳輸?shù)囊环N新型編碼方法，被認為是逼近香濃信道容量的編碼方案，有別于美國主導的LDPC碼（low-density parity check）。

2009年，華為開始研究5G解決方案。次年，華為首席科學家童文博士關注到了埃爾達爾·阿里坎發(fā)表的關于極化碼的學術論文。

但是，極化碼理論到5G技術應用還有相當?shù)木嚯x。華為將近用了十年的時間斥資研究極化碼的應用化技術。華為聘請了不少外籍科學家，其中俄羅斯數(shù)學家?guī)椭麄兺瓿闪怂惴ㄉ系耐黄啤?/span>

正因如此，任正非多次呼吁國家加大基礎研究和基礎教育投入。這是5G產業(yè)的最為關鍵的基礎設施。

有短板，也有過度投入。比如，政府給5G產業(yè)相關的私人企業(yè)提供產業(yè)補貼，這其實不屬于公共用品投入的范圍。

去年，華為251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其中有個容易被人忽略的細節(jié)，當事人李洪元（華為前員工）公開說，所在部門獲得財政補貼。

2009到2019年，華為在5G領域的研發(fā)投入超過了40億美金。政府補貼基礎研究型企業(yè)未嘗不可，但應僅限于基礎科研，且需要公示。

還有一個例子，一地方政府提供5G產業(yè)補貼，一家紙箱廠來申請補貼。評審專家問對方，紙箱廠不屬于5G產業(yè)，怎么來申請補貼呢？對方說，我們是官方指定的5G紙箱廠供應商。

所以，如果不嚴格界定私人用品和公共用品，不規(guī)范公共用品投入，而盲目地一哄而上，容易陷入與個體爭利的代理人困境，亦或導致爭相薅羊毛的公地悲劇。

如何界定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

“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瑞典經濟學家埃里克·R·林達爾在其博士論文《公平的賦稅》（1919年）中提出來的。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發(fā)表了一篇著名的論文《公共支出的純理論》。薩繆爾森在文中給公共用品賦予了嚴格的定義。

“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并不會減少任何個人對它的消費”，這種邊際成本為零的物品被薩繆爾森稱為“集體消費產品”，即公共用品。

他舉了一些例子，如社區(qū)的和平與安全、國防、法律、空氣污染控制、防火、路燈、天氣預報和大眾電視，等等。

但是，這種嚴格定義的純公共用品其實是很少的。比如，公路屬于公共用品，但也會出現(xiàn)堵車的時候，這就出現(xiàn)了排他性，不符合薩繆爾森所說“不會減少任何個人對它的消費”。

所以，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共用品，多數(shù)是指準公共用品（詹姆斯·布坎南的非純公共用品、約拉姆·巴澤爾的混合物品），比如公路、機場、公園、自來水、教育、網絡服務、公共衛(wèi)生等。

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區(qū)別在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上。簡單理解就是，私人用品屬個人產權，別人不能占有，誰付款，誰受益；公共用品是公共產權，人人可蹭WiFi、薅羊毛。

為什么政府應該負責公共用品投資，而不是產業(yè)投資、私人用品？

正是因為公共用品的非排他性，導致市場在公共物品供給上是無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給主要是由政府來提供的（當然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需要投資的是公共用品，如司法、教育、公共衛(wèi)生，不僅僅是新基建。

燈塔，是經濟學中一個經典的公共用品案例。

1848年，英國經濟學約翰·穆勒（密爾）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分析了燈塔問題：

“雖然海洋中的船只可以從燈塔的指引而得益，但若要向他們收取費用，就辦不到。除非政府用強迫抽稅的辦法，否則燈塔就會無利可圖，以致無人建造?！?/span>

船只使用燈塔類似于“鑿壁偷光”，存在收費難題，導致交易費用奇高，自由市場無法形成，需要政府來建造燈塔。這樣公共用品就誕生了。

古典主義先驅大衛(wèi)·休謨在《人性論》中已注意到交易費用中的協(xié)商成本的問題：

排除一片（公共）草地中的積水，兩個彼此了解的鄰居好協(xié)商這事，但若1000個人共同協(xié)商那就難辦了，“各人都在尋找借口，使自己省卻麻煩和開支，而把全部負擔加在他人身上”。

休謨的辦法是交給政府，“政治社會就容易補救這些弊病”。

在公共用品上，政府比市場有效率，但在私人用品上卻恰恰相反。由于信息分散，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來支配所有的資源，滿足所有人的多樣化需求。

所以，在投資新基建之前，明確公共用品和私人用品的界限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樣才能做到“凱撒的歸凱撒，市場的歸市場”，各取所需，發(fā)揮所長。

以新能源為例，新能源汽車充電樁是新基建，這是政府需要投入的公共用品。

中國在2015年出臺的《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發(fā)展指南》中，提出到2020年，全國將新增集中式充換電站超過1.2萬座，分散式充電樁超過480萬個，滿足全國500萬輛電動汽車充電需求。

截至2019年6月，全國充電基礎設施累計數(shù)量為100.2萬臺，僅完成目標的20.8%。

與充電樁投入不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政府對私人企業(yè)的巨額補貼。

以比亞迪為例，2018年比亞迪累積獲得新能源補貼高達108.62億元。

這一年，比亞迪利潤是多少？

2018年比亞迪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27.90億元。若將108.62億元補貼去掉，比亞迪的利潤是多少？

再看，這一年，比亞迪的稅收是多少？

2018上半年，比亞迪支付各項稅費額為23.51億元，不過政府返還了12.21億，再扣除其他相關項目后，當期實際貢獻的稅費僅10.46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