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博

來源：劉曉博說財經

6月28日一大早，就傳來兩個重要消息：

一、據worldometer網站最新統計數據，北京時間6月28日2時12分左右，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超過1000萬例，其中死亡病例超過49萬例。全球新冠肺炎病例從100萬暴增到1000萬，只用了短短86天。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6月27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和亞利桑那州報告了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的最高紀錄。目前，美國至少11個州宣布暫?；蛲七t重啟計劃。

僅昨天一天，美國就新增病例40685例，巴西新增病例33613例，印度新增病例19885例。僅這3個國家的累計病例，就達到了440多萬例。

二、昨天（6月27日）深夜，隸屬于雄安新區(qū)的安新縣發(fā)布公告，決定自即日起，在全縣范圍內采取更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其中包括：

1、即日起各村、小區(qū)、樓院實行全封閉管理。所有非本村（小區(qū)、樓院）的外來人員、車輛一律不準進入。居民無特殊情況，盡量減少外出。每戶家庭每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員憑出入證出門采購生活物資1次。

2、加強進出車輛管理。非本村、小區(qū)、樓院的車輛一律不準進入小區(qū)。

3、廣大居民要互相監(jiān)督，嚴格遵守相關要求，對不服從管理、拒不聽從工作人員勸阻、強行出行、聚眾鬧事的，公安機關將依法嚴肅處理。

這兩條新聞告訴我們：

第一，疫情的第二波已經到來，在美國、巴西和印度有全面失控的跡象。在中國，疫情在局部也出現了第二波，稍有掉以輕心就可能出現反彈。

第二，疫情第二波讓全球經濟復蘇、國際交往的恢復遙遙無期。世界經濟、世界政治格局正面臨著“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三，由于中美戰(zhàn)略博弈和西方國家普遍甩鍋，中國將長期處于“風暴眼”之中。

春節(jié)之前，在即將迎來2020年這個庚子年的時候，我曾經在專欄里回顧過1840年、1900年、1960年這三個庚子年。

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在這一年里，中國和當時最大的發(fā)達國家英國之間，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是：英國試圖打開中國市場，逼迫中國參與英國主導的全球化。誘因，則是英國為了維護其不道德但利潤豐厚的鴉片貿易。

戰(zhàn)爭的結局，是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割讓香港島、五口通商、巨額賠償等等。

1900年，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第二個庚子年。這一年，中國和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開戰(zhàn)，最終八國聯軍入侵，中國的首都被攻陷、占領。代價是更為沉重的經濟賠償和更為屈辱的政治代價。

其實大多數中國人并不清楚賠償的細節(jié)，除了那個4.5億中國人“1人1兩白銀”，加上利息9.8億兩白銀的總數。

根據《辛丑條約》第六款，清政府要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各國的分配比率以出兵最多的俄國最多，達28.97%。此外，德國20.02%、法國15.75%、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32%、意大利5.91%、比利時1.89%，其余都不足1%。

1960年，是中國近現代第三個庚子年，也是進入現代的第一個庚子年。這一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期間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吃不飽飯。

這直接影響了中國每年新生兒的數量。1955年到1957年，中國每年新生兒為2000萬左右。但到了1959年到1961年，分別下降到了1635萬、1402萬和949萬人。

直到 1962年中國的新生兒數量才顯著反彈到2451萬人，1963年則創(chuàng)紀錄地達到2934萬人（2019年只有1400萬人）。如果你留意一下就會發(fā)現，各單位里1963年出生的領導干部非常多，原因就在于此。

1963年出生的人命運的確非常好，他們又趕上了恢復高考，基本上沒有耽誤青春。這就是歷史偶然性，對一代人的巨大影響。

對于民間所稱的“三年自然災害”，后來中央決議是這樣表述的：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fā)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似乎形成了一個規(guī)律：每當庚子年到來的時候，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就會產生劇烈的沖突。

1840年是這樣，1900年是這樣，1960年也是如此。表面上看1960年沒有跟外部世界激烈沖突，但那時我們跟美蘇兩個陣營都決裂了，國際關系對內政產生了刺激作用。

時間來到2020年，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四個庚子年。同樣在這個時刻，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系發(fā)生了新的重大變化。

1840年是最大的發(fā)達國家英國，為了把中國拉入全球化體系，而發(fā)動了鴉片戰(zhàn)爭。

而到了現在，是最大的發(fā)達國家美國連同歐洲一起，在全球化問題上“違約”。因為他們認為，當前的全球化規(guī)則對中國有利，不改變規(guī)則他們競爭不過中國了。

但這些規(guī)則，恰恰是在他們主導下產生的。產生這些規(guī)則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為什么會有世界大戰(zhàn)？因為大家都希望在貿易上占別人的便宜。談不攏，就動手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是這樣爆發(fā)的。所以，一旦沒有了貿易協議，進入相互亂加關稅的時候，距離戰(zhàn)爭就近了。

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二戰(zhàn)以來產生的秩序，是美國主導的。但現在，美國對這些秩序都不滿意了，并指責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是“修正主義”。

其實說穿了，是美國對各種國際組織里“一國一票的制度”，深感不滿。因為一國一票，美國無法左右世界。

也就是說，美國要求更多的特權。

美國希望重組世界秩序的背后，是民粹主義的崛起，英國脫歐和特朗普上臺，就是標志。民粹主義的意思是：西方中下階層認為，他們在全球化過程中吃虧了，被自己國家的精英階層，以及中國等崛起的發(fā)展中國家占了便宜。

所以要拋棄精英政治，要逆全球化。

疫情的爆發(fā)，全面加劇了這種情緒。疫情的第二波，將進一步強化、激化這種情緒。在疫情打擊下，飯碗更加脆弱，蛋糕更加稀少，存量爭奪是最慘烈的，因為不可能有增量。

美國的佛洛依德事件之所以鬧這么久，波及面這么廣，背后就是這種情緒。

于是我們看到，美國的政治精英每天都在指責中國。好像不指責中國，他們就活不下去一樣。

有人說這是因為大選，打中國牌可以贏得選票。但為什么打中國牌就可以贏得選票？

大選之后的美國，恐怕還是“一天都離不開中國”，會繼續(xù)向中國施加壓力。并挑動諸如印度、澳大利亞，甚至越南、菲律賓等一批國家，來滋擾中國。

這個世界，再也回不到過去；中美關系，再也回不到過去。

未來，可能是持續(xù)10年以上的全面逆全球化，以及持續(xù)數十年的中美戰(zhàn)略博弈。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高層，做出了未來經濟將以“國內循環(huán)為主”的最新判斷，并開始鼓勵出口產品轉內銷。

在這個巨大變局里，東莞、蘇州、深圳、廈門、上海、珠海等一批經濟對外依存度比較高的城市，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見下面表格）。

相比之下，對國內市場依賴度比較高的重慶、成都、杭州、廣州，則可能有更穩(wěn)定的表現。

當出口商品轉內銷的時候，可能對傳統“內銷型城市”產生壓力，到時候就要看產品競爭力誰更強了。

但詭異的是：受國際局勢負面影響最大的城市，房價反而沒有跌，而是反過來——更容易漲。

比如東莞和深圳是對外依存度比較高的城市，但房價今年是領漲的；而蘇州則在去年就大漲了一波。大連最近幾年經濟一直不好，樓市反而一直比較活躍。

這里面的邏輯是：經濟面臨較大壓力的時候，樓市反而容易放松（比如大灣區(qū)是去年放松動作最多的地區(qū)）。這也是國際局勢變化對國內經濟的重要影響。

總之，2020年遠比我們預料的艱辛。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可能還沒有到來。如果美國、巴西、印度這些經濟或者人口大國都徹底趴下，其影響可想而知。

由此帶動的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也可想而知。最近中印邊境的沖突，就有中美博弈的影子，以及印度抗疫不力、經濟改革失敗的內在原因（需要轉移視線）。

未來，我們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也可能發(fā)生新的、較大的變化。到那時，放水可能是唯一的選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