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來源：IPP評論（ID：IPP-REVIEW）
應對美國挑戰(zhàn)宜多強調“同” 
當前中美關系的特征之一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爭斗有升溫態(tài)勢，令人憂慮。美蘇冷戰(zhàn)時期的特征，除了軍事上的針鋒相對，就是意識形態(tài)的較量。但敵對如美蘇，兩國間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當下，中美兩個大國在這樣的全球性非傳統(tǒng)安全議題上無法開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意識形態(tài)是認同政治的一部分。認同政治的范疇很廣，早期涉及種族、民族、宗教、膚色，現(xiàn)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價值觀色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再次要求歐洲國家選邊站，稱不是要他們在中美之間選擇，而是要在所謂“民主”與“暴政”之間選擇。這就是非常典型的認同政治。認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于把諸多世俗的價值觀宗教化了。如果對中美的社交輿論稍加關注，不難發(fā)現(xiàn)認同政治在撕裂美國社會的同時，也令中美輿論場上不時出現(xiàn)妖魔化對方的聲音。在這方面，社交媒體尤其 “貢獻良多”。但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權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中國的體制是美國攻擊的那樣嗎？美國的體制是我們想象的民主嗎？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體嗎？都不是。歷史是開放的，每個國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體。疫情以來的事實更是表明，什么政體都是次要的，關鍵是能促使各國以科學的態(tài)度應對。因此，面對美國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挑戰(zhàn)，中國應當也可以有足夠的理性和耐心。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這方面有足夠的歷史經驗。一段時間里，中國在國內飽受左傾錯誤的困擾，在國際上同時反美反蘇，處境困難。但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這點，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中國最終淡化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的色彩，回到現(xiàn)實主義的軌道上。進入鄧小平時代，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融入世界市場成為可能。這段時期，中國十分重視“求同存異”理念。因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場成為可能。中國由此加入世貿組織，取得新世紀以來的經濟騰飛。
 

除了在實際利益方面，中美在價值觀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權，盡管雙方因發(fā)展階段不同導致理解上有差異，但都是重視的，也是可以坐下來談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使8億多人脫貧，讓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這也是人權。多強調“同”的一面，“異”的存在感就沒那么強。但現(xiàn)狀是，“異”的一面在互動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視。比如，現(xiàn)在有一種商業(yè)民族主義，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眾，散布虛假信息，夸大或者轉移事實，誤導受眾，極其有害。進一步講，如果我們跟隨美國強硬派的步調，也強調意識形態(tài)，肯定會落入對方的陷阱，因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還不強。嗓門并不等同于話語權，聲音大、能開罵，不是話語權。中國還是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審視中美關系，不要輕易被激怒，要認識到兩國之間并沒有輿論場上有些人宣揚的那么大的差異。此外，中國要主動介入和引導兩國關系走向，而非寄望于某種國際危機使美國回歸理性。美國會回歸理性，但若放任不管，無異于放任中美關系自由落體式下墜。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不久前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發(fā)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國家雖然不愿選邊，也只能視自由落體落到哪一點再作出自己的選擇。但是在安全與經濟之間，多數(shù)國家會怎么選擇呢？中國并不想成為兩極世界中的一極，世界的多極化有利于中國的長遠利益。歐洲、俄羅斯、印度、日本，都有條件成為多元世界中的一極，這不會完全以我們的意志和偏好為轉移。歷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國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精神在當下仍有指導意義，冷戰(zhàn)史蘊藏著豐富的經驗與教訓。中美之爭取決于國內治理中美關系是當今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系，一些外交問題的解決之道，未必在于外交。像中美俄這樣的大國，已經無須擔心別國威脅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際競爭勝負的關鍵都在于各國內部。所謂內憂外患，內憂在前，外患在后。外患只能通過內憂放大危害，如果沒有內憂，外患的威脅性就大大減少，反之亦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長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動者和獲益者，特朗普卻借民粹主義上臺，并在執(zhí)政后屢屢破壞原先由美國領頭打造的全球治理體系，給自身和全世界頻頻制造麻煩，徒耗自身的軟實力。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內部出了嚴重的問題。美國的軍事力量依然獨步天下，但貧富分化日甚，社會不公加劇，才導致今日的虛弱。美國的確從全球化獲取了巨量財富，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層萎縮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對國家來說，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產業(yè)外移，稅收減少，公共福利不振。對民眾來說，就業(yè)機會不斷流失，競爭日益殘酷，收入卻沒有明顯增長。由此導致的惡果在疫情期間非常明顯。一方面，掌握諸多尖端制造業(yè)核心技術的美國防疫物資短缺，不得不從別國手里強行搶購。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崛起撕裂了社會，阻礙了共識的形成，導致美國抗疫表現(xiàn)一團糟。
 

相比美國，中國的優(yōu)勢就在于有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主體。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主體，就會像美國那樣政府缺位、兩黨互掐，連最緊迫的抗疫工作也難以有效開展。
但中國也面臨類似的挑戰(zhàn)，即發(fā)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中國已取得了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發(fā)達國家有明顯差距。誠如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所說的，我們國家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國家東西部還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國家的屬性，挑戰(zhàn)依然艱巨。如果發(fā)展問題解決好，中國的制度優(yōu)勢將更加凸顯，自然會收獲更多認可，美國炒作的不少問題也轉化不成內部的挑戰(zhàn)。為此，中國在硬基建之外，必須更加重視“軟基建”。
學習亞洲智慧搞好“軟基建”
我認為，“軟基建”的關鍵就是要培育、壯大和鞏固中國的中產階層，這是實現(xiàn)中國經濟由數(shù)量擴張向質量效益轉型的必由之路。我上世紀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學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8億多人實現(xiàn)了脫貧，成就斐然。但難以否認的是，我們的中產階層還很脆弱，低收入群體也存在返貧的可能。同時，傳統(tǒng)的經濟增長紅利逐漸耗盡。許多地區(qū)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先進，已沒必要重復之前大規(guī)模的基建。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堅定擴大內需。擴大內需要培育國內市場，就要把更多的人轉化為中產階層。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已經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但住房、教育、醫(yī)療等問題不解決，當前的消費主體就還很脆弱，潛力也得不到充分釋放?！败浕ā钡哪繕司褪且陨鐣母餅榻鉀Q這些問題提供制度保障，讓更多民眾共享發(fā)展成果?！败浕ā辈皇菃渭兊慕洕拍睿€是社會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帶入中產階層，培育橄欖型社會結構。有了龐大的中產階層，才能保證社會發(fā)展方向不會輕易失衡。相比于美歐發(fā)達國家，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qū)在這方面更值得學習。他們吸取了美歐近代史以來的教訓，主動推進醫(y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會建設，培養(yǎng)有益于社會穩(wěn)定的中產階層，從而避免重蹈歐洲經歷長期社會暴力和戰(zhàn)爭的覆轍。比如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產階層。上世紀60到70年代，日本啟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該計劃完成時，日本已相繼超越法德等歐洲國家，成為資本主義第二大經濟體。該計劃不是沒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確改善了日本的經濟結構，實現(xiàn)了比較充分的就業(yè)，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有利于日本社會長期平穩(wěn)?！败浕ā钡牧硪恢匾饬x是激勵創(chuàng)新。中國經濟在發(fā)展，但創(chuàng)新不夠。我們的創(chuàng)新主要在管理、運用等商業(yè)模式上，技術上的原創(chuàng)還遠遠不夠。沒有原創(chuàng)，就只能依附型增長。華為是我們最好的IT企業(yè)，但美國一斷供，還是面臨這么大的困境。因此，我們要從應用大國更快成為原創(chuàng)大國。中央提出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而創(chuàng)新也離不開龐大的中產階層。日本成為科技強國和創(chuàng)新大國的過程，幾乎同步伴隨著中產階層的崛起。地狹人多的新加坡能實現(xiàn)經濟和科技起飛，與合理解決住房負擔也不無關系。創(chuàng)新需要冒險，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對于缺少冒險文化的國家來說，更需要社會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福利保障體系，讓人們將為生計耗費的心力投入到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資本發(fā)展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改革的產物。要強調的是，經濟轉型中尤其要注意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中國經濟騰飛至今，農民貢獻巨大。在經濟新常態(tài)階段，要通過“軟基建”更好地回饋農民，讓他們也能更多地進入中產階層。
必須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
中國必須更加堅定地擴大開放，打造世界級的經濟平臺。黨的十八大重申了擴大開放的決心，這是中國政治領導層智慧和理性的體現(xiàn)。但在新常態(tài)下，中國要加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更加重視對大灣區(qū)、長三角、海南島等開放型經濟區(qū)的打造。如果沒有幾塊大的世界級經濟平臺，是不利于實現(xiàn)經濟轉型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西方在經濟平臺與科學技術上的優(yōu)勢依然明顯，因為西方最好的技術與人才還都留在西方。疫情后，這些生產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西方優(yōu)勢生產要素之所以無法向發(fā)展中國家流動，除了發(fā)展程度存在差異，西方嵌入式經濟平臺的整合優(yōu)勢是重要原因。如美國舊金山灣區(qū)和日本東京灣區(qū)，由于政策、人居、文化和開放程度等優(yōu)勢，資本、技術與人才深深地嵌入和整合到這些地域。一旦離開這塊地域，這些要素就難以發(fā)揮既有的作用。中國目前還沒有這種級別的經濟平臺。像珠三角這樣的制造業(yè)中心，在今天就面臨實體產業(yè)不斷流出的挑戰(zhàn)。中國需要通過擴大開放，打造幾個世界級經濟平臺，才能增強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戰(zhàn)國策》記載了相國鄒忌勸諫齊王，使齊王通過明修內政“戰(zhàn)勝于朝廷”的故事。新冠疫情的爆發(fā)，客觀上更加凸顯了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中國還是要有自己的戰(zhàn)略定力，通過改革開放充實自己的“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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